| 海口晚报网7月26日讯
梦醒 解约时，小弟说“谢谢公司”
到2005年，陈楚生的EMI之路，已拐进死角。只有广州公司的人，偶尔会去深圳看他，请他吃饭，听他唱歌。一手将他带入EMI的黄伟菁，还在尝试最后的努力。她向陈楚生建议，能不能搬到北京去，离她更近，能够更好地照顾他。或许还能找到一些突破，把专辑完成。陈楚生开始有些犹豫，后来还是放弃了。
黄伟菁说，“我知道，如果他没到我身边来的话，很难往下去做。沟通了几次，他一直很难下定决心。可能他的朋友很多在深圳，所以他没法当机立断，会有一些茫然。而且跟他的生活经历也有关，他在深圳努力了很多年，才有比较稳定的生活。如果过来北京，生活会重新变得比较苦，公司只会给一个基本的生活费，他还要重新找地方打工，才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这个过程中，她一直在劝陈楚生，“男儿志在四方”，出来走走，换个环境，接触不同生活，能有很大的作用。黄伟菁设想，如果他真来了北京，以陈楚生本身对工作的态度，或许一切将会不一样。
最后的方法尝试过后，黄伟菁以个人身份向陈楚生建议：“小弟是不是我来跟公司说，帮你直接跟公司把约解了吧。我觉得大家都不知如何下去，不希望你的青春耗在我们手上，浪费你的时间，希望你可以调整到更好的状态。”陈楚生坦然接受了这个结果。如果没有这次的快男比赛，或许他将像不少歌手那样，在悄无声息中，签约又解约。当时他对黄伟菁说，谢谢公司，他不怪公司，是他自己没有能够做好，是他的状态不够好。
这句话让黄伟菁很感动，她觉得陈楚生能有这样的心态，成功指日可待。也是因为陈楚生的这种态度，黄伟菁跟他一直保持良好关系。虽然已不是自己的艺人，黄伟菁还是会尽可能帮助他，继续鼓励他创作，帮他从专业角度提些建议。每次去深圳也会约他出来见上一面。这次去参加比赛之前，陈楚生也曾专门打电话咨询她的意见。“我直接告诉他去。他还问我有没具体的理由。我说就去啊，因为不会有什么损失，你就当继续累积你的舞台经验，所以不要怕，很多事情的恐惧是来自你的内心，而不是来自实际的生活。他听了以后觉得OK，去了。”
因为这段经历跟陈楚生成为朋友的，并不只黄伟菁一个人。EMI广州公司也有员工在跟他近两年的接触中，成为很好朋友。EMI的前辈许巍，对他也有很好印象，虽然私交不深，但每次到深圳，都会见他一面，聊聊音乐之类。陈楚生晋级后，还给这些朋友都打过电话，向他们报平安。
陈楚生的EMI之梦虽然结束了，但他和他的朋友们还没放弃。就在参加快男比赛前，他还曾托朋友给太和麦田投过小样，希望能引起太麦的兴趣。里面刻录的是他自己创作的《有没有人告诉你》。拿到这份小样的制作部主管詹华，听过后感觉还好，但印象并不深刻，直到去快男比赛当评委时，才发现“原来就是这个小孩”。在比赛前，詹华并没对陈楚生有过签约的想法。而在比赛进行中，陈楚生再次托朋友问起此事，看看太麦在看了他的表现后，是不是还有兴趣。詹华的答复是，当时陈楚生已进了比赛，算是天娱的艺人，而他们跟天娱一直有良好的合作，不可能在背后做什么手脚，只能放弃了。
给唱片公司投小样之前，陈楚生自己也有过出唱片的计划。唐磊说，陈楚生参赛前，他约陈楚生出来见过一次。唐磊很喜欢那首《有没有人告诉你》，“想问问我能不能拿来唱，他才说起，他跟他的乐队今年要想法出张唱片，没想到最后去参加了这个比赛。”
2003年陈楚生拿到PUB歌手大赛冠军后，曾经对媒体记者说过：“比赛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活动，过去就过去了，没多少人会当真。主办者承诺获奖歌手有被唱片公司选中甚至签约的可能，但谁都知道几率很小。”之后他成了“几率很小”的那一部分，之后他经历了EMI的一场春梦。四年之后，他又重新站在了比赛的舞台上，他又拿到了冠军。只是这一次的比赛，不仅仅只是“一个活动”，没有多少人不会当真，而过去的，再也不会真正过去。
2003年，陈楚生签约EMI广州分公司，可惜未能成功。公司高层黄伟菁至今仍觉可惜，“小弟有一点非常好，碰到这种不顺，他从没怨言，他还是在写歌，有时候也会传给我听，还是想努力把这件事做好。”
入梦 第一次冠军
7月20日，一场较无悬念的比赛后，陈楚生成为快男第一任年度总冠军。这并不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冠军，也不是他第一次站在湖南卫视演播厅里，登上冠军宝座。早在2003年，同样是在夏季的夜晚，在8月18日这个带着潜在含义的日子，他被评为2003年全国PUB歌手大赛的冠军。只不过那时，给他这个冠军的，不是数百万歌迷，而是来自国内12家唱片公司的高层。
其实那场由当地卷烟厂商赞助的比赛，全称应是“2003全国PUB歌手大胜战”，2003年是第二届。“大胜战”这个类似日本娱乐节目的名称，已预示它的娱乐性。所以当12位唱片公司的高层，坐在台下时，并不像今天的评委那样乐于争执。评委们赛后还相约喝酒聊天。华纳的许晓峰、新索的陈耀川、EMI的黄伟菁、星文的沈丹扬等12人，用最传统的投票计分取平均值的方式，选出冠军陈楚生。
陈楚生参加过这个比赛深圳赛区的初赛，但当时并没脱颖而出；却在8月18日前，被推荐到长沙，跟那些层层选拔出来的歌手，一起站到决赛舞台上。当晚，他抱着吉他，弹唱自己创作的那首《姑娘》。据当时报道，“忧郁的歌声、消瘦的面孔、放浪的形象”是他最终获胜的原因，并因此而引发了在场的一些唱片公司的兴趣。
时隔四年，当晚在场的多数唱片公司高层，对他的印象已不是那么深刻。现在环球的沈丹扬，或许是一个极端，他对陈楚生几乎没有印象。“他真有参加吗？天哪，真没想起来，只是觉得这小孩挺眼熟。”回想一下，沈丹扬告诉记者，“我到现在还没对上号，不知道是不是我记得的那个人。如果真是，那他现在比当时要年轻好多。”
以“似乎就是那个人”为前提，沈丹扬回忆了陈楚生当时的表现。“可能是夜场唱多了”，当时他声音非常沙，“很夜场”，现场感很好。出于个人偏好，他当时“应该”是给了陈楚生比较高的分数。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印象淡薄。EMI的黄伟菁就对当晚的陈楚生，印象深刻，尤其是《姑娘》那首歌。“有一派轻松感，台上很自然，以一个业余歌手来说，他表现还不错，声音也是有特色、有辨识度的，我觉得这是歌手基本必备的要件；而且他有些表情非常招人，很有魅力。整体感觉不错，所以我给他的分数非常高，是我的分数里的第一名。”
感觉不错的黄伟菁在赛后找到陈楚生，交换了联系方式。她动了把他签进公司的念头。当时，她刚进内地不久，对整个内地唱片业的了解并不深入，感觉陈楚生有潜质，便想签到自己旗下。她还听说，当晚在场12家公司中，有8家都在跟陈楚生联系，最终选择的是她。黄伟菁对这一点，非常感动。当时黄伟菁所在的公司，是正在跟EMI合并的上海艺风，相对于其他几家大公司，艺风不算最知名。“我们只不过那天碰了面、交换了电话，他就这么放心地把唱片交到我们手上。这使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有种莫名的信任。其实我一直没问他，小弟，你当初怎么就那么信任愿把合约签给我们？”
8家公司同时争取，看似风光，而据沈丹扬回忆，可能并没那么多家。至少他当时所在的星文，并没签陈楚生的想法。比赛结束当晚，他跟其他公司高层一起喝酒时，确实有讨论，大家也都认为其中还有几个不错，应该就包括陈楚生，但都没提到想签谁，因为大家在讨论中得出的共识是，那时的唱片市场，做新人并不好。在很多知名歌手都没能发片时，去做新人并非好选择。唐磊作为陈楚生的圈内好友，也并不记得那时有多家唱片公司在找陈楚生，至少他们一起讨论过的，只有EMI。
对内地了解不深的黄伟菁，回上海后联系了陈楚生，双方达成初步意向后，因为自己的时间不能保证，她并没继续跟进。刚好那时EMI准备在广州成立分公司，生活在深圳的陈楚生，便被转交给广州分公司来具体操作。作为总公司看好的人，双方并没耽误太多时间在合约上，很顺利地，2004年，陈楚生正式签约了EMI，交由EMI广州来运作，而不是直接归到总部管理。当时刚成立的EMI广州分部，此前或此后，都没独立操作歌手的经验，更多的是负责生产、销售，和其他地区艺人在华南的宣传统筹。
在黄伟菁的记忆中，合约的大部分内容已不太清晰；但她可以肯定，EMI当时给陈楚生所开的条件，相对于圈内其他公司给新人的合约，不算是最差的。“作为国际公司，我们的合约肯定是对双方都相对公平的。”合约中，大概规定了每月付给陈楚生基本生活费，并承诺了一些相关培训。陈楚生拿到这份合约后，曾跟唐磊等人讨论过。唐磊对合约印象最深的是，合约要求的签约年限是八年。当时唐磊就问陈楚生，如果八年不给出唱片，怎么办。陈楚生给他指了合约的另外一条，如果一年半之内公司没为艺人发专辑，这份合约自动解除。看到这条，唐磊他们才比较放心。事实上，当时参与讨论的几个人，都没有签约唱片公司的经验，也没有接触过这类合约。
黄伟菁对那条“自动解除”的规定，相当满意，“我们不像有些唱片公司，不管你出不出专辑，都会有合约把你绑死。我自己特别不愿意这种事发生，做唱片是大家彼此共同完成一个梦想，除非是有不得已的情况，否则不需要用合约来绑人。如果大家相处一段时间后，公司不能发掘艺人的潜质，或者艺人觉得很不好，没法完成那就提早分手，不要浪费他的青春。事实上，当时公司并没说一定要和小弟解除合约，是我自己主动跟小弟提出来的。”
惊梦 第一次解约
作为新人，EMI没有也不可能安排专人负责陈楚生。他依然生活在深圳，依然每天到酒吧跑场。跟自己的公司，往往一两个礼拜才有联系，双方碰下面。见面的也不一定是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所以双方在沟通时，很难找到方向。专辑的雏形，一直没能形成。现在回想起来，黄伟菁对当时的那种状态有些不满，“我们做这一行比较特别的是，一定要工作人员对艺人有感觉。”但是当时公司内对陈楚生，最有感觉的就是黄伟菁本人，却由于时间关系，没能来具体操作。
正因这样，签约后，EMI一直没能找到陈楚生准确的定位。“做艺人最困难的就是一开始对他的定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找出他的强项。这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相处、去把握。很遗憾我一直不在他身边。”黄伟菁说她已经很努力在尝试，试着帮助陈楚生，每当她去广州或深圳时，都会约他来见一面。但这种偶然的见面，对唱片制作，并没什么特别的作用。
广州公司也曾安排陈楚生到香港录制歌曲，请香港的制作人帮他制作，尝试在具体的录歌过程中，找到一些感觉。他们最终失败了，录了两三首后，发现还不能找准陈楚生的方向。开始承诺的专业培训，也没有有效地展开。虽然黄伟菁安排他到上海，去见了公司很多同事，也曾安排他跟许巍见面，请教音乐上的问题，收效确实有些，但并不明显。陈楚生在音乐上的训练，还是在深圳的酒吧中进行。
唐磊记得，那段时间陈楚生心情非常不好，“很郁闷”。创作和唱歌，都处在一个很低沉的状态。这也正是EMI所感觉到的问题。在EMI的那段时间，他的创作事实上一直处在瓶颈。一方面是公司不断鼓励他创作，黄伟菁本人也希望他能在创作上有收获；另一方面他自己虽不断有作品写出来，但都没取得什么突破。公司也曾很直接跟他说过这个问题，并安排他与许巍见面聊天。“小弟应该是好强的，自己也非常努力，创作碰到瓶颈，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舒解。他确实很想表现到很好，也非常期待自己非常好的状态，但这样反而起到了反效果，不进则退。”
这段时间，陈楚生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比较胖。对公司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在公司设想中，陈楚生这样的艺人，应该偏瘦。他自己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变化，当黄伟菁让他到北京拍照，探讨造型怎么做时，他对自己的形象失去了信心。面对镜头，当初在舞台上的那种轻松消失了。这样的陈楚生，让公司感到更加为难。此后，公司没有再拿出什么方案。
“本来我们彼此都是很有期望的，可是到后面好像大家都挫折感很重，不知怎么下去。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可惜也觉得难过的，但我觉得小弟有一点非常非常的好，就是碰到这种不顺利时，他从没有一句怨言去指责对方，也不是像有的艺人那样，如果公司不安排就什么都不干。他还是在写歌，有时候也会传给我听，还是想努力把这件事做好。”确实，陈楚生并没抱怨过EMI什么，至少唐磊从来没听他说起过。反而是他们这些朋友，为陈楚生感到不平。有时候还会建议陈楚生去要个说法，但他并没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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