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样本调查:一家省辖市城投集团的融资方法论
编者按:地方债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对于承担了地方政府融资功能的城投公司,外界很好奇,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这些企业还活得好么?负债率到底如何?如何为这一轮“微刺激”筹集资金?这些企业又如何在政府的命令以及市场化之间取得平衡的?本期选择了一家地级市城投公司,通过这家公司的融资方法论,管中窥豹地试图看出城投公司是如何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如何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并如何解决负债过高等问题,颇具样本意义。
上任快满5年,作为一家地级市城投集团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高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留任或调去其他岗位。
不久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代表市委已找他谈过话。高明就谈话的具体内容未做表态,但他对前来参与调研、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内的人士表示,“从我的角度看,个人希望继续留任。”
高明是临危受命,此前他担任市政府某局副局长,再之前在基层任职多年。他是在市委原书记卸任、新书记还没到任的“真空期”被组织上调任城投集团的,“所以,我谈不上是谁的人”。5年来,从年收入不到1亿元,到2013年收入超过25亿元,他将城投集团80%的负债率扭转为30%,计划3年后,规模翻番。现在,在会议室墙壁的横幅上,写着一句口号:到2015年末,集团总资产再翻番。
如今地方城建成为了地方融资平台的主力军。“你刚才问我城投集团占据了多少地方债比例,我不会告诉你具体数字,但是,如果政策上突破,将我们集团市场化处理,即使做最保守估计,作价肯定是超出这个城市截至2013年的地方债规模,所以对地方债问题,你不要担心”,高明表示。并且,其独资控股的城市建工集团作为一个独立运作单位,诸多数据尚未合并到集团。
如何经营城市资源和土地?
为政府需要做事而成立的融资平台公司,将走向终结,这是高明在交流中的第一个判断。
在他看来,融资平台迟早要改革,因为有政府托底,在关键时刻政府可以采取“重组”另起炉灶,因此从实践者的心理上看并不担心,但从财务风险的角度看,是市场经济所不允许的,因此必须转型。
这是因为,平台公司执行的是“搞钱干事”,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出牌,未来其堆积的风险很难控制。
但高明是如何经营这家濒临破产的城投集团的呢?答案是与政府谈判。也就是说,公司要正常运转下去,就必须改变单一为政府“办事”的从属性质,与政府形成甲方、乙方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你政府要我办事,我无条件办,但政府必须拿出东西来交换”。
一方面,作为市委、市政府的基建工程,城投集团必须要无条件做,另一方面,钱从何处来?按照以往的运作模式,则是政府财政拨多少用多少,有多大力、做多大活,干完收工,不好不坏、不上不下。
不出意料,新任书记上马后,立刻启动城市马路黑化工程,要求2年内完成市区主要15条干道的改扩建工程。初步测算,总投资约15亿元,具体工作涉及到4个分管副市长。
“事情无条件执行,我不要钱,但我要政策”,这是高明向分管副市长们汇报工作时的第一句话,而副市长们一听很开心,“不要钱最好,只要政策权限不超过我的权力范围,全部支持。”
15个亿想一下筹集完毕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想办法解决启动资金并不难。此时,正是该省铁路大投资的时刻,高明在乡镇担任过主要领导,深知各种政府工程运作的窍门。
“我就和分管副市长报告,铁路按照比例返还大约4个亿,能否不直接入库,而是转到城投公司来”,高明说,因为城投集团参加了拆迁和铁路基建工程。
这笔资金到手之后,一来顺利解决了“黑化”工程的启动资金,二来有了向银行融资的条件。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将这笔钱用得更好,高明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谁,都会锁定房地产。”在之前高明所在的某局,掌握着房地产开发的重要资源。于是,迅速成立房地产集团,做二级开发,进军商业地产,将土地资源快速变现。
但由城投集团主导的商业地产开发,按照高明的说法,是一种封闭式的运作,其逻辑链条是:资源-资产-资本——资金-资源。
加上其他运作,故此,在高明上任后2-3年内,城投集团就顺利解决了现金流问题。在2013年之前,通过不间断的上述运作,原本的城建公司基本上主动从平台类公司退出,转为了城投控股公司。这是高明所描述的第一大转型战略。
负债任期内能解决?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几年关于地方债的阶段性采访看,地方在实践中早已想到了所谓负债问题。
由于该省委早几年在全国率先将地方党政领导任期与债务问题作为考核条件,因此,在实际运作中,作为主要承载地方债的运作方,城投集团已解决了这种担忧。
有知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地方债问题,比如所谓的基建工程欠债,早已在城市土地出让中的“总盘子”中得到的平衡,“外面所看到的,不过是个具体的小时段,不过是个会计问题而已。” 不过,该说法有待进一步确认。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该省财政厅等部门的交流看,该省绝大多数债务清偿控制在5-7年内。不过此前有声音称该省地方债负债偏高。
比如,高明就曾拿出5亿元资金,要求财务部就市面上所有的融资工具“都尝试一遍”,即使是信托、证券等均有尝试,但作为国有企业领导人,其要求是任何融资工具前提必须是“保底”。
同时,高明要求财务部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政府的,哪些是公司的”,“即使公司是国企,但必须要从现有制度和法律上分清楚,以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准备。”这是“防火墙”+蓄水池。
所以,发展到当下,城投集团目前的负债全部来自银行,且风险可控,而银行的态度“彻底变了”,有几家银行的贷款在账上还没用。并且,可随时动用数十亿的现金。
融资的运作,与当下的“混合所有制”关系密切,“作为地方上的龙头国有企业之一,自然要带头进行落实国家政策”。
具体操作是,与地方上在某个领域最强的民企合作,国资原则上参股,城投集团派董事长,总经理由民企自己决定,“混合后的企业,就是一个工具,干活,保证赚钱,并且超过以前他自己做的利润,都愿意合作。”这种混合,是一个“项目合作”公司的性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作为风险防范,城投集团采用的是“财务大一统”模式,其资金可在集团、二级、三级等公司之间实行“体制内循环”,但从现代企业的治理角度看,这也暗藏“挪用资金风险”。地方金融办主任在交流中提示,这属于严肃一点可追究、活泼一点可放手的属性。
(本文当事人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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