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涨了之”不如“多元筹资”——多地学费上涨

　　多个省份公办普通高校的学费将从金秋起上涨，广东、江西已出台调价方案，海南、内蒙古也已召开听证会。高校学费究竟应不应该涨？涨多少算合理？高校应该怎样应对教育成本上涨？

　　专家认为，教育公平是市场与公共供给的合理平衡，坚定初衷、守住底线，才有社会文化的良好传承和教育的可持续，高校应该寻求“更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两省高校学费上涨受关注

　　广东省日前印发《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将广东公办普通高校整体学费标准提高２０．２％，其中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上调１６．７％左右。４月，江西也调整了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后平均学费水平为４０００元，比现行３９１０元提高２．３％。

　　事实上，早在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就发出“限涨令”，要求５年内各类学校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２００６年秋季的相关标准。但到２０１３年，高校学费开始出现一轮“扎堆涨价”的热潮，广西、福建、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先后上调了高校学费，其中艺术类和医学类的学费涨价幅度较高，个别省份达到７６．６７％。

　　细观本轮学费上涨，业内人士认为，其实是上一轮高校学费上涨的余波，但与此前相比，呈现出如下特点：

　　——信息相对公开。对学费调整方案较为详尽，对为什么要调整学费标准、如何确定学费的分担比例、各学科门类的具体学费标准如何确定、如何保障经济困难学生读得起书等公众关心的问题都作了说明，且举行了听证会。

　　——提出核算成本。在江西省的听证会上，方案提出人解释说，全省高校学年生均培养成本已达１．９１万元，目前财政均拨款已达到１．２万元，但仍需要通过适当提高学费标准满足高校办学需要。广东省解释称，涨学费主要参考了两方面数据，一是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生均培养成本的变化趋势，二是“十二五”时期的物价涨幅以及“十三五”时期价格预期调控目标。

　　——保障“兜底线”。目前已出台调费方案的省份都普遍强调，学费涨幅考虑居民经济承受能力，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力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得起学。如广东的调费决定特别强调落实并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各高校每年确保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５％的经费专项用于学生资助。

　　但也有人担心，此次涨价还是会加重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家庭的负担。

　　“涨价不应是完全市场化的上涨，也不应是无限的上涨，必须考虑受教育者的承受能力和经济困难学生的保障。”广州市民罗浩说，他的儿子今年刚参加完高考，打算报读医科专业，学费的上涨让家庭感到了一定压力。

　　涨得要明明白白，学费收支不能是“糊涂账”

　　专家提出，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只是“准公共产品”，按国际惯例，受教育者承担部分培养成本，有利于社会公平。但收取学费的问题在社会中一直是个敏感问题，应谨慎对待。

　　天津教科院相关专家表示，物价在涨，大学生培养成本在上涨，提高学费看似在情理之中，但学费标准不能突破政策规定的“红线”。应形成一个科学的评判机制后再决定，要涨得有依据有道理。目前，有的高校培养成本没有详细的清单，学费支出监督机制缺失，致使学费收支成为一笔“糊涂账”。

　　另有专家指出，一些高校近年来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债务负担加重，出现一边“乱花钱”一边“喊缺钱”的现象，而高额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不应包括在学费中。

　　“目前不少地方测算的生均培养成本，其实并不是对发生在学生培养方面的成本进行核算，而是简单按照学校的开支进行。如今高校普遍面临行政机构臃肿、开支大等问题，特别是一些高校兴建基建设施等巨额费用，无疑推高了‘学费’。”湖南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曾俊森说。

　　专家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修订完善高校生均培养成本测算办法，明确哪些支出可以进入成本，哪些不得进入；以及科学制定高校生均成本各方合理分担机制，确定大学学生所交学费，剩余需要政府分担多少、学校自负多少等。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对于大学生均成本核算，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主要包括：核算生均成本不能就由行政部门主导，而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核算，接受师生和社会公众监督；生均成本不能是现有费用的简单汇总，而应该剥离掉不必要的开支，包括庞大的行政开支和学校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开支。其实，清晰核算生均成本的过程，也是推进大学改革，让大学把所有精力用在办学上，防止不必要的铺张浪费的过程。

　　提高收费标准，不如多元化开源节流

　　“尽管高校学费上涨符合国际惯例，有其合理性，但从社会文化传承的角度和高校自身发展的角度，多渠道开源节流，要比‘一涨了之’好得多。”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蕾说，不断上调学费，缓解了高校财政压力，但也可能导致优质生源的流失和办学目标的偏离。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学经费来源包括政府拨款、学生学费和社会捐赠等三个主要渠道。而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经费过于依赖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社会捐赠比重太低。

　　为实现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国际上很多知名高校都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姿态。这些高校或者通过网络课程等技术创新，来降低生均教学成本，或者利用自身科研优势获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或者通过校友、商业公司、社会的捐赠获得资金。

　　南昌工程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王锋认为，当前政府对高校的拨款机制没有区分教学质量，其实是一种新的大锅饭；在很多国家，获得社会捐赠的多少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大学校长拉社会捐赠，无非是靠学校声誉和高素质的校友群体。

　　“与其提高收费标准，还不如鼓励高校‘多元化’开源节流。”不少教育专家认为，高校应采取包括社会捐赠在内的多元化方式应对办学成本的提高。这样，反而可以促进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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