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说“像抓酒驾那样治理假货”，能实现吗？

　　“像抓酒驾那样治理假货”——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做出这样的公开呼吁，立即获得了柳传志、雷军等企业界知名人士的支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也公开点赞，并明确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建立企业信用系统让假货逐渐减少的方法。

　　马云的声音，事实上也正是当下公众期待的折射——与打假相关的法律问题，常常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国内法律界、企业界有观点认为，现行刑法立案标准起点过高、定罪标准单一、证据认定标准相对落后，相关行政法律可执行性还不够强……不过，可以令和马云一样奔走呼吁的人们欣慰的是，目前，旨在实现全国打击侵权假冒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其基础建设工程已经基本完成。2017年全国“双打办（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国家发改委一起，联合30个部门推出“联合惩戒”机制，让违法行为、失信行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与马云发声相伴的，打假，这个常常搅动舆论的话题，亦再次闯入公众视野。

　　如果说，出现在中国农村、城乡接合部的“康帅博”方便面、“娃啥啥”纯净水山寨得过于拙劣，那么天津独流镇出产并销往全国的假调料、福建莆田的高仿鞋，以及包装盒内含机打小票、专柜发票等全套“正规”票据并有防伪标识的仿冒奢侈品，足可以假乱真。

　　事实上，假冒伪劣及侵权之流毒，并非某一国家或地区所独有。

　　国际刑警组织的调查显示：2013年全球货物贸易中假冒伪劣商品占2.5%，约4610亿美元，其中欧盟货物进口中的假冒伪劣商品占比更是高达5%，约850亿欧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近10年走势来看，假冒伪劣商品已经从以往的奢侈品牌逐渐蔓延到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和人身安全的食药、日用品和服务业领域。

　　由此可见，从全球范围看，打假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此外，随着全球经济转型，制假售假及侵权行为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情境——互联网打破了区域和国别界限，电子商务虚拟化、碎片化，使分段监管、属地查处的传统监管方式很难有效发挥作用。

　　为应对愈发严峻的新形势，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第一大制造业基地，中国的作为，正日益彰显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由国务院集结29个部委，于2011年成立了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在国家层面上对假冒侵权不法行为开战。

　　在“三跨协作”“社会共治”理念指导下，29部委及各地方相关部门进行了跨部门、跨地区、跨国境合作，并联合了政府、司法、企业、群众等共同参与，形成了全新的高效协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假机制。

　　这一机制的要义，便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剿灭日益分散复杂的假冒侵权链条。

　　以长三角地区五省市联合开展的电商领域区域整治的“云剑”行动为例，在全国率先尝试了机制化的区域联席会议制度、跨区域大数据政企合作及跨省市电商之力联合行动。而其中负责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的关键企业，便是曾被指责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

　　截至2016年12月，在“云剑”行动中，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电商平台共提供了千余条线索，据此立案600多起，破获35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80多人，铲除黑窝点700多个。

　　在电商平台成为售假焦点的今天，鲜为人知的是，阿里巴巴已经拥有了一支中国民间规模最大的打假战队——2000多名打假队员及5000多名志愿者。

　　2015年9月~2016年8月的12个月中，阿里巴巴集团关闭了各电商平台上共3.8亿个商品页面、18万间违规店铺，并协助各地执法部门铲除了675家假冒侵权窝点。

　　作为制、售、买这个链条的重要通路，电商平台的努力令人欣慰。

　　但对于铲除假冒侵权的艰巨任务而言，仅有这样的努力并不足够。其间最容易被忽略的责任，可能相当程度地需要反求诸己——毋庸讳言，作为消费者的我们，究竟该怎样加入这样一场对垒？除了被欺骗的，在我们的身边，消费者“知假买假”的现象，并不鲜见。任由畸形市场需求的滋养，一味寄望于依靠生产及流通环节，假冒侵权的“恶之花”绝不会自然枯萎。

　　而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不难发现，假冒侵权所威胁的，不仅是人的健康与财产安全，其对社会创新环境的破坏，对国家形象的损害，最终亦将作用于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向一切制假售假及侵权行为宣战，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扩大国际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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