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塞勒：从差点辍学到诺奖得主

　　理查德·塞勒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行为经济学；其弟子称他希望将学术成就用于普通人投资。

　　【名词解释】

　　行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实用的经济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意在通过行为分析理论、经济学、心理学、经济规律的结合，将身份、社会地位、人格、情绪、个性等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之中。

　　诺贝尔官网资料中举的一个例子是，某位消费者发现她想买的手表在另一家商店便宜100瑞士克朗。如果这只手表售价1000克朗，她会选择去价钱便宜的商店购买；如果手表售价10000克朗则不会，即使同样能省下100克朗。行为经济学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消费者更关注省下的钱在总花销中的占比，而非实际省下的钱。

　　【生平】

　　●1945年，塞勒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

　　●1967年，塞勒毕业于凯斯西储大学。

　　●1970年，塞勒获得罗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1974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

　　●1974年—1995年间，塞勒任教于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

　　●1995年，加入芝加哥大学，现担任芝加哥大学决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行为金融项目的共同负责人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北京时间10月9日宣布，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以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做出的贡献。

　　理查德·塞勒于1945年9月12日出生于新泽西州东奥兰治，他是行为经济学的最知名的理论家之一，曾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95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与决策心理学。塞勒还曾客串出演获得2016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大空头》。

　　将独得735万元奖金

　　从2017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的奖金由原来的800万瑞典克朗（约619万元人民币）上升为900万瑞典克朗（约735万元人民币），塞勒成为奖金提升后的第一位经济学奖得主。

　　诺贝尔官网提供的信息显示，塞勒将心理学洞察融入经济分析的尝试最早见于1980年。他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持续记录和分析了人类心理的三方面特性——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控是如何影响经济决策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塞勒将心理学上的现实假设融入了对经济学决策的分析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控所导致的后果，他的研究展示了以上人类特性是如何对个人决策和市场结果造成系统性影响的。

　　声明表示，理查德·塞勒的成就将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领域中对个人决策的分析联结起来，他的基于经验的发现和理论洞察力在开拓行为金融学这一崭新而快速发展的领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行为金融学对多方面的经济学研究和政策有着重要影响。

　　诺奖评委会评论称，塞勒的研究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分析和实验工具以理解、预测人类行为。塞勒的发现吸引了大量研究者，他们的共同努力让行为经济学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主流领域之一。

　　芝加哥大学“贡献”三成经济学诺奖得主

　　芝加哥大学官网信息显示，塞勒是芝加哥大学决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行为金融项目的共同负责人，另一负责人为美国经济学家，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

　　据统计，从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奖开始算起，历史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79位得主中，有29人来自芝加哥大学，所占比例达到37%，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机构。

　　著作方面，塞勒是2008年畅销书《助推》（Nudge）的共同作者。这本书尝试运用行为金融学的原理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他的其他著作包括2015年出版的《“错误”的行为》，这两本作品均已有中文版面世。此外，塞勒还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多本著名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文章。

　　■ 对话

　　塞勒的学生：塞勒一度被认为是“庸碌者”

　　昨晚，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余方，他于200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塞勒攻读金融学博士。

　　余方表示，塞勒是经济学研究的挑战者，他最希望自己的学术成就能够应用在普通人的日常决策方面，比如个人投资和退休金管理。

　　新京报：塞勒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他的学生，你的心情如何？

　　余方：为他感到高兴。他是一个非常坎坷的经济学家。上世纪70年代，他在罗彻斯特大学就读哲学博士期间，他的导师一度认为他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学生，天性也比较疏懒，论文也没法发表，差点辍学，刚毕业时也找不到工作。不过，最后他去了该校商学院找到了一份讲师的工作，从此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新京报：你何时选择他做导师的呢？

　　余方：2000年秋季入学，我就选塞勒成为导师。

　　新京报：师从塞勒这么多年，你对他的学术风格如何评价？

　　余方：总结来说，他的学术研究有点“非主流”，总跟别人做的研究不太一样。

　　新京报：为什么？

　　余方：2000年以前，主流的金融研究是市场有效理论，尤金·法玛曾于1970年提出有效市场假说，该理论认为，只要市场充分竞争，金融资产价格就是有效的。但在塞勒看来，市场定价有很多问题，比如，人有很多偏见，这对于经济学研究有很大影响。他对于经济和金融的研究是挑战者状态。

　　塞勒刚刚“出道”的时候，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概念，甚至还没有行为金融学这个词。但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推进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的概念，并逐步产生影响力，同时，他是行为经济学的创始人。

　　新京报：这促使了你选择他作为博士生导师？

　　余方：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因为我个人也对“市场是有效的”并不完全认同，塞勒的研究也挑战这一理论。

　　新京报：你认为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是什么关系？

　　余方：行为金融学是行为经济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应用，2013年的罗伯特·席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贡献就在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领域。而今年塞勒获奖也主要是他对于行为经济学的贡献。

　　新京报：你认为他最希望自己的学术理论成就能够应用在哪些方面？

　　余方：普通人的日常决策，比如个人投资和退休金管理。

　　新京报：你毕业后是否仍与塞勒进行研究？

　　余方：今年夏天我和他做一个关于瑞典退休金体系改革项目。今年瑞典被爆出几个关于养老金体系的丑闻，所以，瑞典政府正在考虑怎么改革退休金体系的结构，他们把20年来700多万人的交易记录给了我们，我们的任务是做分析，并给出改革建议。这或许对他的获奖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 解读

　　塞勒分析了“为何有人股票大跌仍不肯割肉”

　　对于理查德·塞勒的获奖，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来形容。“说情理之中，是因为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确实非常突出，够诺奖的分量。说意料之外，是因为他的很多重要工作都是和丹尼尔·卡勒曼一起完成的，而卡勒曼已经在2002年得过了诺奖，所以我先前认为再给塞勒的可能性不会太大。没想到，今年诺奖委员会还是垂青了塞勒，并且还是独得，这点确实令我有些意外。”

　　陈永伟说，相对于很多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塞勒对于政策的关注更多，更致力于用理论去影响和改变政策。

　　在1980年的论文《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中，塞勒首次提出了“禀赋效应”的概念，就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其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没有拥有它之前大大增加。陈永伟表示，它直接挑战了著名的“科斯定理”。根据科斯定理，当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初始产权的划分并不会影响物品的最终配置状态，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交换来让物品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的那个人手里。但是如果“禀赋效应”是存在的，那么初始产权的配置就很关键了。

　　此外“心理账户”的思想也出现于塞勒的《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在1985年的论文《心理账户和消费者选择》中，他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心理账户，指的是我们在思考一些问题时，并不会去进行统一的成本收益核算，而会在心里构建很多个分门别类的账户，分头进行计算。比如，我们可能拥有十只不同的股票，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关注的应该是这十只股票所构成的这个组合的整体涨跌。但在现实中，我们除了关注整体的涨跌外，还会关心每只股票的涨跌状况。当某些股票跌得很惨时，我们也不肯“割肉”，把资金放到业绩更好的股票上，而宁愿继续持有它，等着回本。”陈永伟说。

　　■ 放大镜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

　　北京时间10月9日，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获得这一殊荣。

　　尽管目前为止，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学家尚无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经历，但这丝毫不妨碍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发国人的热议。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哪些层面影响着中国？诺奖得主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获奖的理论在中国究竟在哪些层面得到了应用？

　　从2007年开始，共有21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获奖者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起中国经济，其中，消费、创新和全球化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最关心的中国经济话题。此外，2016年的获奖者奥利弗·哈特更是在20多年前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探索中。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从2007年至2017年，共有21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不少获奖者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印象深刻。其中，消费、创新和全球化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最关心的中国经济话题。

　　伴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双创”计划的提出，“创新”成为过去十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到中国时的另一个高频词。有三位获奖者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提到了创新和研发投入。

　　“在这一时代，要看哪个国家会成功，哪个会失败，看谁在做研发就知道了。”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曾表示。他肯定了中国于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纲领，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将有助于增强竞争力。2011年诺奖获奖者托马斯·萨金特曾表示“中国在创新方面所做的工作将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除了对中国的创新表示肯定之外，2014年诺奖获奖者让·梯若尔则建议，中国要想在全球有更大的影响不仅需要科技创新还需要思维创新，“有时候很小的改变就会对市场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此外，全球化和消费转型也是诺奖获奖者关心的话题，2015年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就在去年的中国行中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家庭消费时代，提高消费率有助中国经济发展”。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在全球化过程中很重要。

　　去年获奖者哈特曾参加京伦会议

　　自上世纪末起，就有获奖者参与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探索中。

　　2016年诺奖得主奥利弗·哈特曾在1994年赴华参加了著名的京伦会议，讲解了自己与菲利普·阿吉翁、约翰·穆尔共同提出的对现行破产程序进行改革的建议，即所谓“阿吉翁-哈特-穆尔破产程序”关于破产改革的研究。京伦会议后来被中国经济学家钱颖一视作经济政策研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三个案例之一。

　　“哈特的现代企业理论，如激励合约，不完全契约理论，对我们当前的国企改革有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分析，根据哈特产权理论，在一个企业里谁拥有资产、谁拥有的资产多，就更有话语权，就能拥有“剩余控制权”，或者更确切地说，能更无争议地拥有“剩余控制权”。因此，从哈特的产权理论看，企业就是一种(非人力)物质资产的组合。正是用物质资产作为黏合剂，将人聚合到一起，才产生了大家看到的企业。

　　更多的诺奖得主往来于中国学界。包括让·梯若尔、戴尔·莫滕森、埃里克·马斯金和奥利弗·威廉姆森等先后来到中国的大学，进行学术讲座，同时也尝试与中国高校开展诸多学术方面的合作。

　　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是，过去十年间的21位诺奖得主中，共有两位“中国女婿”，分别是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以及2013年诺奖得主拉尔斯·彼得·汉森。（朱玥怡金彧 任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