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故我在记录的是劣迹还是美

　　在“我拍故我在”的旅拍时代，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在“旅游凝视”中找寻美感，美感不只在于景观的美，也系于旅行者的文明水准。

　　“长假期间在哪个地方能一网打尽最多景点？朋友圈。”这是个段子，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现实。不知从何时起，一到假期，“朋友圈杯”景点摄影大赛就会准时开始。

　　“无拍照，不旅游”，如今已成为不少人旅游心态的写照。很多旅游者出游的首要目的，已经不再是游览美景，而变成了拍照。对他们来说，只有拍了照，才能以此为“到此一游”存照，并在朋友圈“秀”个够。少了这个环节，他们就会觉得旅游体验不完整，浑身不自在。

　　拍照有错吗？当然没有。错的是某些游客拍照的方式。最近引起巨大争议的“越野车追逐藏羚羊”事件中，肇事者追赶藏羚羊的行为，就跟“拍照”有关。据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追赶藏羚羊，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拍照。

　　涉事游客若是抱着“只可远观”的心理拍拍藏羚羊也就罢了，可他们偏要近拍，为了近拍还追赶，因追赶造成惊吓，这就犯了“不得跟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的大忌。在这里，拍照构成了入侵，拍照者则成了“闯入者”。他们不仅闯入了不允许人随意进入的自然保护区，也闯入了规则的“禁区”。

　　其实，“拍照式旅游”和某些人为拍照不惜擅闯“禁区”的做法，正是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提出的“旅游凝视”的典型表征。在《旅游者的凝视：当代社会的休闲与旅游业》中，厄里指出，“旅游凝视”是旅游欲求、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此处的“凝视”内生于“‘看’制造了意义”的逻辑，也是旅游者施加于旅游地的隐性作用力。旅游者拍摄旅游地人文事象的摄影行为以及各类旅游广告图片等，都是“旅游凝视”的具体化和有形化，旅游地由此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社会性地重新构建。

　　虽然听上去有些抽象，但仔细想来，这理论确实很适合阐释林林总总的旅游现象。都市里的人们为什么总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旅游凝视具有“反向的生活”性，久在樊笼里，人们希望看到那些与自己身边不一样的事物与景观，以获得愉悦、怀旧或刺激感。拍照为什么会成为旅游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旅游凝视具有支配性和符号性，视觉支配并组织了体验的范围，凝视是旅游体验的中心，旅游是个收集符号的过程，而拍照就是留存符号的载体。

　　在“旅游凝视”的理论视角下，“凝视者”其实对“凝视”的对象有着一种占有欲。而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说得则更直接，“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然而，这类规训、占有和入侵，却并能不适用于某些情境。事实上，类似“追赶藏羚羊”“攀爬雕像”这类不文明旅游行为，本质上就是旅游者的占有欲跟动物、文物保护事业的抵牾。

　　以“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为例，藏羚羊链接着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特定情境，这一情境明显不适合游客进行“闯入式”的凝视。国家之所以为藏羚羊栖息地设立自然保护区，就是在用人与动物的隔离，给“旅游凝视”制造屏障。但那几名“作妖”的游客任由自己的猎奇欲和占有欲信马由缰，粗暴地冲破了这层潜在的“阻碍物”，这才铸成大错。

　　再比如屡遭曝光的攀爬文物、雕塑、古树摆POSE以便拍照等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很多人的占有欲冲抵了应有的规则意识，将拍照快感凌驾于文物保护自觉之上。这才让“旅游凝视”嬗变成了不文明乃至违法的行为。

　　在“我拍故我在”的旅拍时代，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在“旅游凝视”中找寻美感，美感不只在于景观的美，也系于旅行者的文明水准。我们必须遵循自然保护规则与文物保护伦理，才能正确地拍照，否则，再美的照片，也只会成为劣迹与陋习的记录存证。（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