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文书院延绵不断三百年 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五进式书院

　　文海南日报记者陈耿特约记者黄良策

　　编者按

　　古代书院的创立，最初的功能是“讲学”，兼容并蓄，允许各家学说发言，自由辩论，且以民间办学为主，如宋代的“白鹿洞书院”等；受功利主义影响，书院后来的功能逐渐向“考课”发展，重在考取科举功名，且以官方倡导为主，像清代康熙年间创建的琼台书院。

　　海南历史上的书院不胜枚举，“讲学式”的书院并不多，其中以明代文昌的“玉阳书院”为翘楚，难能可贵的是，它还是一家官方主动创办、民间积极参建的书院，邀请了当时和后世都认为是学界“大咖”的王弘诲、王塘南和许子伟等人前来讲学。

　　进入清代，玉阳书院一度迁建，先后更名为至公书院和蔚文书院，曾经多次重修和扩建，到1869年，添建一座正厅后，成为海南历史上唯一一的五进式书院。该书院还是海南历史上唯一拥有专志《蔚文书院全志》的书院。

　　粉红的墙体，灰黑的瓦顶，青色的瓦当，依傍小山而建，拾级而上，玄武岩的台阶，精美的木雕，有中庭，有前院，有后堂，有后院，有尊经阁，还有花草树木散布其间……位于文昌市区孔庙和文昌阁右侧的蔚文书院旧址，虽居闹市，却很宁静祥和，就像是一座小型的园林。

　　今天的蔚文书院，早就丧失其创立之初的讲学功能，成为与孔庙和文昌阁合一的景区，而其名称则先后经历了“玉阳”和“至公”，“蔚文”一名反而得之较晚。

　　玉阳书院▎独领风骚

　　“玉阳书院，在县北门外文昌阁之右。万历乙未年，知县贺沚、邑绅林有鹗、林有鸣、曾应期等捐赀创建。立会，讲学，课文。置田收租，以供修理、办祭。后地震，崩坏，林有鹗、林有鸣重修体仁堂、文在兹坊，复捐田以足公费。”清康熙《文昌县志》简要记载了该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书院。

　　倡首建书院的知县贺沚是江西庐陵(今吉安)人氏，明万历甲午年(1594年)到任，第二年就与文昌士绅一起在县城西北面的玉阳山脚下创建玉阳书院，第三年落成。以病乞休回籍的定安进士、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琼山进士、户部给事中许子伟和县令贺沚等人撰联多副。

　　王弘诲写下：“道贵审几、舜跖两端宜早辨，学求先觉、圣在一念慎初分。”

　　许子伟写道：“政者正也、一正能开众正、传无欲正印、永端政本，仁者人也、众人元属一人、提有觉人寰、广播仁风。”

　　贺沚也有两联，其中之一为：“智水仁山、一派渊源归瀚海，礼门义路、千年文教在昌阳。”下联还道出了书院的旧址是在玉阳山的南麓，因为古人将“山南水北”称为“阳”。

　　玉阳书院建成后，确立了讲会制度，重在讲学，允许不同学派讲学，具有初代书院的教学特点，是一家典型的“讲会式”书院，与注重日课、月考的“考课式”书院截然不同。于是，玉阳书院吸引了琼州各地著名学者百里赴讲，士人学子更是趋之若鹜。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素萍教授告诉记者，玉阳书院实行开放式教学，广邀名贤到书院讲学，王弘诲就曾经前往书院讲“心学”，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许子伟因弹劾权贵，一度被贬到贵州铜仁府，归籍养母后，也曾到玉阳书院讲学。

　　据清嘉庆己卯年(1819年)初版的《蔚文书院全志》记载，当时来书院讲学的“蔬粥相对，累月不辍”，邻县不少士民也有慕名参加讲会的；讲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来者自由发言，“或据自得而示真宗，或问难而析疑义。要以自识本心为功，而支离污漫一切黜焉，学者翕然从之”；到会听讲的既有草野之民，农夫百姓，也有当地总角童子，一时观感，四方风兴。

　　“学者讲会，对书院的兴盛有不小的影响。”胡素萍说。

　　1596年九月，王弘诲主持讲学时，主张“崇实修，黜虚谈”，讲学之余，对玉阳会友讲了6条“会语”，相当于立下了讲学、求学、为人、处世的规矩：“学者且讲工夫莫讲本体，且立名节莫立门户，且求自信莫求人信；学者须先立定，必为圣贤之志；德业、举业原自合一；格物，即诸说皆可相通，犹云知之所至，行亦至焉；学道者如登山，然开眼见山非不了了；君子之道只闇然，日章尽之彼；大学问。”

　　知县贺沚还邀请其老师王塘南前来讲学。王塘南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弟子。王阳明去世后，他的门生纷纷建立书院，传播“王学”，一些弟子在江西吉安建立了“西原会”，王塘南曾在西原会的体仁堂讲学，使得王阳明的学说进一度向南传播。

　　贺沚本人也精通王阳明的“性命之学”，每月都会亲临书院，“一日课文，二日会学”，与学者们过从往来，问道论学，关系极为亲密，被学者视为知音。许子伟曾在讲学后赋诗：“好筑山堂深未深，篮舆便得两登临。共寻胜日无边景，时访先天一点心。苗发雨翻新作浪，枝头鸟宿故知音。乾坤不惜明开眼，红紫东风自古今。”

　　“官员和学者之间的竞相烘托，使玉阳书院一时间闻名遐迩。”胡素萍对玉阳书院的评价极高，“在史籍记载中，海南形成讲会制度的书院很少，就此而言，玉阳书院在同时期的海南书院中，可谓独领风骚。”

　　然而好景不长，10年后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琼北大地震”，作为海南史上破坏力极大的自然灾害，给后世留下了海南最大的潟湖——东寨港，当时还有不少民众伤亡，大量建筑倒塌，玉阳书院也未能幸免。

　　好在林有鹗等乡绅又热心捐资，重修了体仁堂和文在兹坊，并继续捐田，充实书院资产，以保障后续经费。《蔚文书院全志》记载，明代民间捐置和官方拨置给玉阳书院的田亩，共有四庄(每庄从十几亩至几百亩不等)之多。

　　原任知县贺沚还专门寄来“助工银”八两，时任知县冯虞廷也捐银十四辆，乐会(今属琼海)知县刘海禹也助银三两，帮助重建书院。

　　在晚明时期，玉阳书院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

迁入城内的至公书院平面图。 （《蔚文书院全志》插图）

　　至公书院 ▎迁入城中

　　进入清代，朝廷最初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直到康熙时期，各地才开始新建和修复书院。

　　各种《文昌县志》的记载显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文昌知县何斌奉朝廷之命，在文昌阁内设立义学。20年后，乡绅云在青捐资迁建文昌阁，同时将玉阳书院迁建于文昌城内，也就是现在的位置。

　　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知县梁继世将义学和书院合二为一，并更名为“至公书院”。

　　与清代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书院一样，这家书院已不再以讲学为主，而是组织学子专习举业，以考取功名，失去了原有的办学特色，几乎与官学和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了。

　　记者近日寻访海南书院旧址时，一度想重上玉阳山，一探玉阳书院遗迹，于是跟文昌市博物馆馆长黄志健联系，得知他2011年就去找过，当时还遇见了一位102岁的郑姓老人，老人说没有见过书院遗址，黄志健也找不到任何遗物，只好悻悻而归。

　　蔚文书院 ▎五进式书院

　　嘉庆九年(1804年)，广东学政姚文田视学粤东，来到文昌。此时，书院迁入城中已近百年，部分建筑坍塌，官方将书院改建在学宫的遗址上。

　　据咸丰《文昌县志》记载，当时的建筑格局为“讲堂三间，堂下左右翼两廊，前为大门三间，大门下左右两廊，竖师生同甲坊于大门前廊下正中。又前为照壁，砌杏坛篆字碑于墙中。嘉庆九年平基时，得南开路门，通于崇儒门。讲堂后为堂三间，后堂下左右翼两廊，后堂之后为尊经阁，厨房在讲堂之两旁。”

　　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之后，有远见的人都预测将来会“人文蔚起”，因此改名为“蔚文书院”。据《海南古代书院》一书介绍，书院保持了大多数书院的建筑特点，具有祠堂和庙宇的特点，其院舍形式为四进式，中轴建筑共4座，面南背北依次为大门、体仁堂、崇祀堂和崇正楼。

　　不断再版的《蔚文书院全志》还记述，后来在同治八年(1869年)，蔚文书院又增建一座正厅，院舍扩建成五进式。蔚文书院因此成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五进式书院。

　　胡素萍教授认为，与海南的其他书院相比，蔚文书院有三个特点：一是书院历史延续不断，历经明清两代风风雨雨，是书院中的佼佼者;二是师资力量强，王弘诲、许子伟等海南名师曾在此讲学;三是建制完备，具有中原地区书院的共同特征，在古代海南书院中一枝独秀，对儒学、理学在海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初，所有的书院都改为新式学堂，蔚文书院走过300余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特别鸣谢：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为本文写作提供参考资料。】

　　蔚文书院现存的建筑沿袭了琼北传统建筑的风格。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摄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1594年至1599年，江西人贺沚在文昌当了6年知县，不但创建了玉阳书院，振兴了当地教育事业，还做了大量利县利民的实事、好事，淳化了民风，连牢狱里都长了苔藓。据清康熙《文昌县志》记载，文昌因此有了“海外邹鲁”的美誉，而贺沚也颇受后世好评——“盖邑之第一循良也”，是有史以来口碑最好的县令。文昌父老对贺沚的感念，以及他对文昌的情感，延续到他离任之时，甚至是致仕之后。

　　诚然，县志和府志对贺沚的记述都很简略，只言片语，难以窥见全貌。好在同时期的定安进士、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和琼山进士、海瑞学生许子伟，都跟贺沚有过交往，并留下几篇文章，藉此可以得知贺沚的行略和性情。

　　让我们借着王弘诲的《贺令君生祠碑》一文，将历史回放到1599年，贺沚被提升为苏州同知，离开文昌的那一刻。当时，文昌县的男女老少上千人，啼哭着将贺沚送到郊外，由于人多，导致交通拥堵，马车无法行驶，贺沚下车来慰劳一番，与众人一起涕泣，人人都泪湿衣襟，文昌的父老子弟还是舍不得他离开，竟然跟在车后，“复驰二百余里”，来到海口港边阔别贺沚，相互拥抱涕泣。他上船后，文昌士民一直目送，仍是不愿贺沚离去，“自是以来，未之前闻也”。

　　依据王弘诲的文字，贺沚除了创办玉阳书院，至少还为文昌做了10件事。

　　贺沚到任次日，就发文告禁止“淫祀”，反对民间迷信活动，“于是庶士跄跄，庶民廪廪，谓神君在，毋及丹书”。

　　对于长年暴征民田赋税的机构，贺沚则罢黜乡里的小官小吏，至于征运的吏员也全部革除，由民众自行输送，以免官吏长期侵害老百姓的利益。

　　听辨诉讼，贺沚则弄清双方事实，谨慎判断真伪，更不让犯事者以钱财赎罪，逍遥法外，玷污了司法的公正。

　　王弘诲认为，贺沚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其“廉”的一面。

　　此前文昌民风慵懒，应当去除的成分太多，为了警戒不良之辈，贺沚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杀人放火者、强行入室者、玩弄文字曲解法规者、抢劫盗窃者的惩戒条规。

　　贺沚还公开公示民众的田亩和岁赋数额，使得办事的吏胥不敢上下其手，“两造当前，洞若观火”。

　　案头上没有过夜的公文，监狱里没有蒙冤的民众，老百姓都为贺沚的执政能力表达出真挚的钦佩之情。

　　王弘诲称，这些成绩都是贺沚其人“才”的一面。

　　及至县里遭遇旱灾，贺沚的恻隐之心和慈祥情怀更是有目共睹，他减少膳食，步行祷告，形容枯槁，终于求得了甘霖;对于受灾严重的民众，贺沚则进行赈济。

　　老百姓犯了过错，贺沚从未急于斥责训诫，而是委婉地谆谆教诲，务必打动他们天性中的良知。于是民众都洗心涤虑，父老则告诫子弟说：“你们要循规蹈矩，不要为非作歹，伤了父母官的好心。”

　　王弘诲在碑文中说，这是因为贺沚执政本乎“循良”，而出于“由衷”，因而民众也以赤诚之心相待，“其始至境内，则杲杲然如宾出日，既则熙熙然如登春台，又则陶陶然如饮醇醪，政成则呱呱如赤子之恋慈母。”

　　此外，如修缮学舍，扩充学田等振兴教育的事，贺沚更是不遗余力;其门下生员，大多登科中举，于是“庶士歌而庶人舞，一则曰：仁君吾父母也，一则曰：仁君吾师帅也”。

　　多年以后，贺沚致仕家居，61岁生日时，文昌士子还集体为他祝寿，《赠文昌县尹贺定斋家居六十一寿序》一文今仍得见。贺沚也回赠一诗《寄文昌父老》：“年年修祝祝重来，此日祝词曷为哉?岂有精诚通父老，愧无怀保及婴孩。何堪杖履随双舄，难对离亭酒一杯。去也几回成怅望，岭头遥寄五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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