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20年：历史足音从未远去

　　山东书城中摆放的《老照片》丛书专区。

　　纵观文明发展历程，人们始终同时光与遗忘相抗衡。从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到刀刻火炼、笔墨纸砚，手段不一而足。近现代以来，摄影技术的成熟发展令人们有了更多留住历史瞬间的能力。

　　20 年前一炮走红，数字时代如何继续，创办人冯克力说：《老照片》能办多久，就交给历史和时间来决定吧。人总是生活在历史的投影之中。老照片所反映的是刚过去不久的生活，在这里有祖辈、父辈的印迹，更有代代传承的历史。每一代人都能从老照片中收获新的感觉。

　　在中国出版界,有这样一本小书:几张上了年头的旧照片、几段娓娓道来的文字,连缀而下遂成一册。光影里多是像你我一样的寻常人家,文字中多是对照片人物的感慨、追忆。从第一辑到第一一五辑,这本初创于1996年的小书先后入选“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共和国60年60本书”等书目,更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

　　这就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二十载寒暑罔替,已是弱冠少年的它,依然吟唱着那首悠远的平民之歌。

　　一炮而红的“图文书”

　　1996年的12月,一些书报亭、个体报摊上突然冒出一本新书。书不厚,只有4个印张、126页。定价也不贵,只有六元五角。书的装潢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封面印着竖排的书名、一张双人合影旧照片、两片染红的落叶、几行当期荐读的文章标题,书页选用带着沧桑感的米黄色胶纸。这是第一辑《老照片》的模样。

　　很多年后,最初的读者们回忆往昔,将与《老照片》的相逢视作一场被期许已久的人生偶遇。但在当时,作为《老照片》创办者的冯克力,怀着稍有不安的心情,静候市场反馈。

　　这种不安,源自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以往的图文书,无外乎两种样式:一是以照片为主的画册,文字仅作为图片说明；一是以文字为主的书籍,图片星散其中、权当点缀。但《老照片》却走出了一条新路——“文章围绕图片撰写”。崭新的图文结合模式,能否为读者所认可呢?

　　《老照片》能来到人们身边,还离不开同行的协助。此时的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不满3年,自有的发行体系很不健全。为此,出版社联系一家体育杂志社协助代销,并允诺对方不必担心回款问题,先把书发下去、摆到书摊上再说。万一卖不出去,权当出版社交了学费。于是,双方商定每辑拿出5000册进行分销,连试3辑。

　　“人家虽然答应帮忙,可并不看好我们。觉得这些老照片既没冲击力,也谈不上摄影技巧,不好卖。”今年63岁的冯克力谈到初创时的情景,仿佛一切才发生不久。

　　半个月后,消息传来:《老照片》第一辑卖断了货。初印的一万册销售一空,第二次加印一万册依然售罄,第三次加印到了两万册。随后几辑的初印册数打着滚往上走,第二辑是6万册,第三辑是12万册,第四辑是24万册。经过多轮重印,前三辑每辑销量都突破了30万册。许多书商甚至罕见地为尚未付梓的新书支付定金,出版社收到的预付款超过100万元。

　　由此,《老照片》一炮而红。它所秉持的阅读模式,更被认为掀开了中国出版业“读图时代”的新篇章。

　　一本与时代唱和的书

　　再有几天,《老照片》编辑部就要搬离这间位于14楼的办公室。房间里,3张办公桌、几个铁皮书柜被包围在满眼的书堆和纸箱中。墙上的壁纸斑斑驳驳,有几处都皲裂了。好在窗户朝南,阳光带着温度透了进来。“办公室前后用了17年,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这次搬家,把压箱底的书都翻出来了。”冯克力带着几分歉意说。

　　当年创办《老照片》时,人丁可没有现在这样兴旺。1996年元旦后不久,时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的汪家明,将冯克力从出版社图书出版室抽调出来,组建《老照片》编辑部,由冯克力专职创办《老照片》。待做成功了,再酌情增配人手。

　　冯克力说,萌发《老照片》的创意还要再早一些,回头想想,那是诸多因素共同努力催生了它。1994年,新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图片中国百年史》大型画册。编辑们从多方征集的5000多幅照片中,遴选出2700余幅刊用。未能入选的照片,就成为《老照片》最初的稿源。

　　时代则是《老照片》最有力的助产士。1996年,有太多事可以被铭记。那一年,赵丽蓉、巩汉林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让人们记住了“宫廷玉液酒”。那一年,在亚特兰大,萨马兰奇为邓亚萍颁奖时,轻拍对方脸颊,成为奥运史上的经典。那一年,呼和浩特市卷烟厂职工、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还是在那一年,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行销大江南北。

　　“那是一个站在世纪尾声的年份。中国人向来有辞旧迎新、盘点往昔的传统,更何况是世纪之交。”冯克力说,摄影技术从19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随着开埠城市的增多,照相馆逐渐普及,报纸上也经常刊载照片。20世纪的中国,又恰恰经历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照片所凝固的,正是走过百年沧桑的中国。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

　　“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所提供的照片需是20年以前拍摄的。

　　“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

　　以上几段话摘自《老照片》最初的征稿启事。20年中,这本书从按季度出版成为每年6辑,每辑变为180多页,还加入了铜版纸的宽幅插页。但这些要求,始终印在每次的征稿启事中。

　　一群因《老照片》结缘的人

　　“《老照片》能走过20年,甚至创刊时的工作照,都已达到刊用的门槛。这在当时是从未想到过的。”冯克力说,这部丛书经受了市场的淘洗,始终不失读者喜爱,归根结底是丛书的价值观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字里行间、黑白影像,呈现着出版者的历史态度与价值立场:不仅是对逝去时光的怀旧,更是对历史进程的反思。

　　翻开《老照片》第一辑,作者阵容颇为耀眼。《沧桑天安门》的作者姜舜源、《古怪之美》的作者张炜、《老教堂》的作者李蔚红、《曾有一种“参照”》的作者王学典、《天地间的女孩》的作者冯晓春……他们有的是学者、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杂志编辑。冯克力说,他们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老照片》的文本做了最初的规范。

　　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老照片》作者,开始加入解读老照片的行列。有的名人名家,还在《老照片》上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

　　《老照片》还为编辑部吸引来新鲜血液。“有一次,同事把一张前三辑的勘误表转交给我,写了3张纸。我一对照,的确都是实打实的硬伤。”冯克力就对勘误表的作者产生了兴趣。几番了解后,冯克力决定请作者张杰兼职承担编辑校对工作。又过了几年,张杰从原单位内退,成为编辑部的正式一员。直到2014年,因身体原因,张杰告别了日常编辑工作。如今,张杰依然是《老照片》的特约编辑。

　　《老照片》如同一条纽带,把更多人连接在一起。在这里,不仅有历史厚度更有人文温度。《老五队的姑娘们》的作者史耀增记得,文章发表后,编辑部照例将照片原样寄回,可回函信封比寄去时鼓囊了许多。打开信封后,史耀增惊讶地发现,编辑部不但将略有破损的原照加以修补,更给照片上的六个人每人加洗放大了一张。已是奶奶辈的她们在暮年,收到了一份记录自己风华岁月的礼物。

　　作者邱三宝的故事,则更像一个传奇。1998年,冯克力收到一封来自湖北武汉的投稿信。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摄于20世纪6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的人物照。照片上的男子,是作者邱三宝的父亲。在文章中,邱三宝讲述了父亲不甘当农民,多年在城市闯荡,以期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邱三宝自己则是一位90年代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打工漂泊、努力谋生。

　　稿件刊发后,编辑部照来信地址寄去稿酬与照片,却被邮局退回。回执上只有“此人已走”四个字。这便成了一桩心事,虽几经寻找,可终究人世苍茫。直到2013年,借助当地媒体的力量,冯克力终于联系上已结婚生子、成为家庭主妇的邱三宝。延宕了15年的照片与样刊、稿费,重又回到了主人手中。

　　一曲绕梁不绝的弦歌

　　“你看,从这张老照片上能读出什么?”冯克力随手从书中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下的图片说明是:1931年春,山东益都省立第十中学的老师们课后在办公室合影。照片上,十位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师或站或坐,或斜倚书桌,人人盯着镜头却神态各异。

　　冯克力说,老照片最迷人处就在于它能折射时代的光影。这张照片可能就摄于某个课间,摄影师可能偶然路过学校,老师们或许只是心血来潮。“你可知道,民国时候,一位中学老师都可能是留学归来的才子。毕竟,那时国家的基础教育太薄弱、太需要人了。”冯克力犹如一名侦探,剖析着照片上的蛛丝马迹。

　　当下,阅读的数字化、碎片化无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的出版行业。那种印行三四十万册的盛况再难出现,《老照片》却已完成从畅销书向长销书的转变。譬如初版于1997年3月的《老照片》第二辑,如今已重印至第22次。

　　也就是从第二辑开始,冯克力接过汪家明的笔,开始撰写每辑的“书末感言”,一直写到了现在。在第一篇书末感言中,冯克力简述了两位知名国外摄影家在不同时代到访中国,所面临的不同境遇。他最后写道:《老照片》提供给读者的,除了已逝的生活、已逝的场景,还应有各种各样的视角。

　　“《老照片》能办多久,就交给历史和时间来决定吧。”退休之后又被返聘的冯克力,仍旧在为《老照片》奔忙。青岛、杭州正联系他,想置办《老照片》20周年纪念展。手上还有几个题目,要抽空与几位作者沟通约稿。眼下,办公室搬家又要忙活一阵子。

　　“人总是生活在历史的投影之中。”对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冯克力说老照片所反映的是刚过去不久的生活,在这里有祖辈、父辈的印迹,更有代代传承的历史。每一代人都能从老照片中收获新的感觉。

　　此刻,冬日温暖的阳光正自在地洒进房间。窗外,近处的济南经十路车来车往、好不热闹,远处伫立于英雄山顶的革命烈士纪念塔静谧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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