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做好稳就业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我国将“稳就业”置于宏观政策“六稳”之首。2019年，在就业领域的发力更是有增无减。总体来看，政策制定部门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着力，一方面做好预案以稳定就业，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只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我国就业总体形势必然乐观向好。

　　从5月1日起，国内多省市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另有省市明确延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是中央释放的重大利好政策。一方面，这将有助于处理好中国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从长远看提高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使养老制度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当然，该比例还可能随着大环境变化而进行调整，努力满足市场需要和养老制度体系可持续发展需要，同时兼顾税收收入方和支出方的公平。从制度建设方面看，这一举措还可以增进个人、企业和世界对中国投资的信心，确保劳动力市场实现健康、有效、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树立信心；另一方面，降低社保费率在短期内将发挥稳定就业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和个人都会考虑工资和社保缴费等因素，供需两方力量的博弈形成了市场均衡状态。随着税费降低，短时间内企业扩大雇佣量的意愿会显著加强，由此促进就业稳定。

　　可以说，减税降费展示了政府做好经济和社会稳定工作的决心，也积极且负责任地回应了过去来自学术界、企业界对于解决税费制度不合理之处的诉求。除此，还有两方面措施可以考虑：一是让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关缴费能够更方便地随着人口流动而转移。二是着手制定关于退休金标准的长期方案，让每一位劳动者感受到社会的可依赖性和可持续性。

　　从市场层面看，上述政策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刺激更加明显。企业负担减少，用工积极性将增强，但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刺激效果也会有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仍取决于劳动者议价能力。对于有一定议价能力的劳动者，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可能会要求把个人缴费的成本从退休账户里转移成现金工资。劳动力价值稀缺、高收入的人群议价能力会强一些，该政策对这部分群体扩大就业的效果不会那么显著。对于农民工等低技能且议价能力较弱的人群来说，效果则相反。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在减税降费过程中感受到劳动成本的下降，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短期内对于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岗位效果明显。因此，未来减负政策可以更加长期化和精细化，使企业能够更活跃、更科学、更平衡地做出增加劳动力雇佣的相应决策。

　　当前，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外经贸领域的众多不确定性，除了注意化解眼前的风险，还要注重长期的制度建设。稳定就业，就是从长远发展角度不断为人民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这意味着政府应着力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失业的形势监测分析，及时完善政策储备。另外，还要重新审视劳动力市场上现存政策，减少制度掣肘，降低劳动者在换工作、找工作时的交易成本。中国是赶超型经济，产业更迭速度快，面临的中长期挑战也很大。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给予高度重视。这不仅有利于应对当前不确定性，更可以促进经济长期繁荣，为企业制定前瞻性决策提供更稳定和可持续的大环境。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占整个经济份额比例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制造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升级换代，要使企业用更少的人和更高的效率在国际国内市场更具竞争力，这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伴随城市化进程，服务业快速发展是过去5年特征之一，并可能延续未来5到10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包括传统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以及与制造业相结合的生产型服务业。毫无疑问，这将使中国就业扩张能力更强，在服务业当中迅速消化掉制造业用人减少的问题。对此，政府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以市场力量为主，因势利导使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加健康。相信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只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辅之政府合理明智的制度建设，在一定经济增速的保证下，就业不会成为一个严峻问题。

　　总体来看，面对国内外经贸领域的不确定性，中国就业问题总体风险可控，但也不能掉以轻心，针对容易受影响的城市和区域，提前做好应变政策就行。自去年以来，中央政府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场合均表示，无论贸易摩擦结果如何，中国都会更加自主、深入地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会更加积极地与世界融为一体。

　　（作者：陈玉宇，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