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濒危语言”需要更多制度配套

消失的野生白鱀豚、极度濒危的东北虎、珍稀濒危植物秦岭红杉……在近年的科普中，人们渐渐意识到了保护濒危动植物的紧迫性，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濒危语言”仍是一个陌生概念。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组事实：格曼语使用人口13人，能较流利使用多续语的人仅剩6位；松林语的歌谣已经全部消亡；仓洛门巴语的许多歌谣、故事、神话传说已趋消失……（5月25日《光明日报》）

语言是人类最具代表性的符号系统，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战略资源，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非物质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家，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130多种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有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有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有的语言只剩下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会说，濒临消亡。

以方言为例。许多方言折射出对古代汉语的传承，是古代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载体和工具。同时，方言也折射了历史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迄今仍影响着现实生活。以闽南语为例，可以说，没有闽南话这个方言前提，就没有南音、木偶、梨园为代表的古典音乐戏剧和民间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

一如保护濒危动植物就是保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濒危语言就是保护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语言的种类丰富，人类的意义世界也就更丰满。一种语言或方言走向极度濒危或消失，意味着人类文化宝库失去了一份独特的文化观念系统，失去了一种看待世界乃至与这个世界共处的方式。“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保护抢救濒危语言，就是让人们听到古籍和历史的声音。当古老遥远的声音出现在耳边，今人也就获得了一种跨越时空与过往对话的能力。

任何一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命，离不开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如果没有使用者和传承者，遑论文化承载与传继。濒危语言的造成，有城镇化、互联网和信息化背景下交流交际方式的客观变化，也有语言政策支撑不力、对语言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一些语言特别是方言变得“无用”“无力”，只能面临濒危甚至灭失的“无言”结局。因此，注重活态传承和实际使用，当为濒危语言保护的应持理念和方法路径。

对于濒危语言的保护，国家有关方面正在努力作为。早在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保护我国语言资源，传承传统文化。在地方和局部层面，也有探索实践。或教育部门“提倡课堂说普通话，课外说地方语”，一些学校还自编校本方言教材，组织方言等级考试。但这些努力，对于濒危语言的保护，作用有益但有限。

抢救、保护濒危语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语言保护工作机构人员走进城郊乡野、寻常巷陌，记录即将消逝的乡音，捡拾散落的文化碎片，但更关涉学校推广、社会使用、媒体倡导等多个环节。既需要建构制度体系，明确政府等各主体责任，统筹濒危语言的认定与保护，激励社会推广使用濒危语言的积极性，也需要注意到保护传承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和困难，如投入、师资、教材等方面的障碍，以保障濒危语言保护的长效性，强大濒危语言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