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仲裁众生相㉞|向日葵

杨鹤 摄

曾有一位素未谋面的当事人，令我心生好奇。这份好奇驱使我上网查看他的相关报道，甚至关注了他们学校的公众号，试图从中拼凑出他的真实轮廓。

他是一所艺术培训学校的校长兼法定代表人。因学校拖欠执行校长绩效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被执行校长提起劳动仲裁。

开庭当天，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他未到庭应诉。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学校委托了代理人出庭——要知道，本案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均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

关于公告送达，《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仲裁文书送达应首先采取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的方式，前述方式无法送达的，可采取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的方式。公告送达的期限为30日，应刊登在受送达人所在地的省级主要报纸上。公告送达旨在确保即使受送达人无法直接联系，仲裁程序也能正常进行。

实务中，当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电子送达等方式均穷尽后启动公告送达，隐含着对受送达人“消极应诉”状态的合理推定，也预示其到庭应诉可能性微乎其微。

学校委托代理人刘律师的出现，打破了公告送达预设的静默局面，让案件的庭前调解有了可能。

仲裁庭里，我先询问申请人执行校长调解意愿，执行校长并未直接回应，只是自顾自地倾诉被法定代表人妻子言语攻击的经历，话里话外满是难掩的委屈。   

“杨校长，骂您的是他老婆，现在成他前妻了。董老师绝对不会骂您，他压根不是一个会骂人的人。”旁听席上，一位中年女士打抱不平道。

“董校长确实没有骂我，但他不能任由他老婆用他微信骂我啊，你们听听看谁受得了？”申请人杨校长边说边掏出手机。

我抬手制止道：“申请人，直接说是否愿意调解？对方给出什么调解方案你能接受？”

杨校长沉默片刻，开口道：“两个条件：一要董校长向我道歉；二要付清我绩效工资8万元。”

我将目光投向被申请人代理人刘律师。

旁听席上的中年女士神色急切，抢先开口：“仲裁员，我们大清早赶来，就是为了帮董老师解决这事。董老师对我有恩，如今他遇到困难了，我想帮他妥善了结此事，还他一个人情。”

“如果调解成功，调解款确实由安老师出。”刘律师指着中年女士回应道。

言下之意，能否同意申请人的调解方案，关键在于旁听席上的安老师。

我示意安老师和刘律师跟我出去。

安老师却先走到申请人杨校长面前，动情地说道：“杨校长，您可能不认识我，但我常听董老师提起您，夸您治校有方，学生也教得好，专业成绩上线人数总在培训学校前面。我们都清楚董老师为人，要不是走投无路，他不会停办学校。我现在感觉他精神都有些问题了，整天画向日葵，总说自己是梵高。”

“他人是个好人，但不能由着他老婆为所欲为。”杨校长皱眉嘀咕。

“前段时间已经离婚了。”刘律师低声补充，拉着安老师随我走出仲裁庭。

调解室内，安老师向我介绍董老师：“他骨子里就不是个生意人，而是个满脑子有教育情怀的好老师。在这行，董老师的专业能力有口皆碑，网上有很多权威媒体对他进行过报道。他办学校从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帮有艺术梦想的孩子，走进更高的艺术殿堂。遇到有天赋的学生，他不仅免学费，还亲自手把手教。不得不说，经他点拨的孩子，个个进步神速。更难得的是，学校里还有很多别的机构不敢收的自闭症、狂躁症孩子，他总说画画能让这些孩子看见世界的光、感受世界的美。我家孩子当年零基础学画，董老师免费辅导三年，一路送进湖北美院。如今他陷入低谷，正是我报恩的时候。”

我凝视着安老师因激动而微微发红的脸庞，目光却在她举止间本能搜寻可能存在的虚饰。察觉这份猜忌的卑劣时，我内心尤为难过。曾几何时，课桌抽屉里藏过的《陶行知文集》，扉页铅笔字写着“未来当一名教育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而今，当理想中的教育者形象从他人口里传来，我却隔着职业惯性的厚茧揣测他人的真心。那些关于情怀的诉说，早已在岁月里蒙上了对 “理想主义” 的怀疑尘埃。    

“董老师的确是个好老师，不过现在您打算如何回应申请人的方案？”

“钱没问题，我来出。但他要董老师道歉，仲裁员，麻烦您帮忙协调下，我给他跪一个行吗？”安老师眼眶通红地恳求道。

刘律师紧接着说：“我也给他跪一个，两个也行。”

我愕然望着她们，正色道：“刘律师，请恪守职业道德，你现在是代理人。”

“董老师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经济状况好的那些年，一直帮衬着我师傅和我，替他下跪，我心甘情愿。”刘律师埋着头，继续说道，“从法律上讲，申请人没有绩效，学校早就停业整顿，没开课哪来绩效？即便董老师前妻违法解除申请人，赔偿金也不到8万。”

“你们先在这等会，下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重返仲裁庭，向杨校长反复解释仲裁风险以及赔礼道歉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即便起诉到法院，骂人者是董校长前妻，非他本人”。

杨校长仍不为所动。

庭前调解失败，案件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庭审围绕绩效工资、赔偿金两项请求展开，被申请人提交《停业整顿告知书》，劳动合同约定绩效工资按课时或经营状况发放，杨校长未能举证证明符合绩效计发条件。至于赔偿金，被申请人愿意支付。

庭审结束前，双方均同意调解，被申请人仍愿按8万元支付。

庭后，我直接算出赔偿数额，直言告知申请人：“多余2万多算怨气费，您能否接受？先考虑下。”

我请安老师劝说董校长微信道歉。

“这有点难，他以前就不常用手机，现在成天关在画室里画向日葵。”安老师打开手机，有些兴奋说，“给您欣赏下他的画，确实画得好。董老师常说，痛苦终将过去，但美会留存。”

我接过安老师的手机，相册屏幕上是一幅幅色彩浓烈的向日葵油画，在光与影的褶皱里，每一粒葵花籽都在燃烧、呐喊。点开大图，一张张翻看，其中有张向日葵右下角一行极小的签名字迹：“致杨校长”。

   我如获珍宝，因为我知道，这比任何道歉更治愈、更有力量。

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为了表示感谢，杨校长说要送我一幅“公正廉明”的书法，安老师说要送我一幅董老师的“向日葵”。

我婉拒道：“您们的期望记在我心里就好。”

后来，在学校公众号里看到董老师授课的画面，他的手悬在画布上方，仿佛捕捉某种看不见的光。

或许这就是劳动仲裁的意义：不是扑灭光，而是让光以更稳健的姿态，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