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温暖的方向

当书记员把调解书交给四方当事人签订时，压在我心头近一个月之久的那块沉甸甸的大石头，此刻终于缓缓落地。我如释重负，暗自吐出一口气，身心都放松下来。因仲裁院没有专用调解室，为营造本次调解更好的环境氛围，我借用了隔壁单位的会议室做临时调解室。此时的调解现场，因纠纷最终以调解方式得到解决，大家都不再谈论案件本身，聊天的氛围逐渐热络起来。

闲聊中，我望着申请人L老师一脸庄重的表情在调解书上签名捺印，内心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这是一起时间跨度29年的劳动争议案件，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最终的握手言和，不仅是一次法律程序、调解流程的完成，更是一场关于情理法之间微妙平衡的生动演绎。

案件本身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劳动关系略显复杂的图景。L老师在一个乡镇小学教书29年，在漫长的29年中他的身份始终是一个编外人员，从最初的所谓学校22年雇佣到由二家劳务派遣公司S公司、M公司先后7年的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在变，但与L老师工作相关的教学地点、教学内容等实质始终未变。当他接到合同到期终止聘用的通知时，一片茫然，最终，29年的奉献换来的是一场劳动仲裁庭上的交锋。校方以双方是“劳务关系”为由拒绝补偿，S公司以劳动者诉求“已过仲裁时效”为由规避责任，M公司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这段劳动关系仅有3年时间，而且M公司在仲裁庭上亦未认可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从翻看完案件卷宗材料那刻起，案情的焦点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29年的工龄是否应当连续计算？如果连续计算，补偿该怎么支付？如果不连续计算，申请人在权益又如何保障？

仲裁庭上，各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果然就是预想中的一场法律与情理的激烈碰撞。法律条文对工龄的连续计算有明确的规定，L老师的主张要得到仲裁庭的支持，需要提交完整清晰的证据。现实中，L老师长期在一个乡镇小学任教，工作与生活就在那个圈子里转，对法律、对自身权益的维护都认识不足、想得不多。看得出来，他的代理律师很负责、很努力，但原始材料的不足终究让律师的努力难以呈现出证据链上的完整证明。庭审结束后，困扰我的那些焦点问题却未因此迎刃而解，反而更加沉甸而混沌。于是，我着手查阅相似的案例判决，请教经验丰富的同行与律师，得到的结果与我的预料基本一致，站在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得出不同的答案：支持合并工龄29年的经济补偿或者支持最后3年的经济补偿。二种结果之间是26年的时间差距呀！对于L老师而言，这岁月时间是他的青春、他的付出，或者还有更多为外人所不知晓的意味，个中滋味唯有自知！我说不清哪一种结果才是最合理、最公平的，但却非常清楚哪一种结果大概率都会导致不服而继续上诉。事实就是这样，现实生活远比法律条文复杂，这种复杂性往往带来仲裁工作中左右为难的困境。于我而言，出具一纸裁决书并非难事，而且案件也不是一裁终局，如有不服尽可上诉。就这样，裁决书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一半，中间多次面对屏幕发呆，总觉得这种处理方式很潦草，感觉如鲠在喉。

于是，我决定先不写，与同事一同走访教育部门，进一步了解到长期以来教育机构的历史沿革、用工实际及当事方学校的现状。面对现实困难，真是家家有难念的经，人人有难唱的曲。我们也将案情作了大概的介绍，最后与教育部门商讨决定一起努力朝着调解的方向走。案件就此纳入新的一方，有了新的动能，燃起新的希望。此后，我继续与L老师及其代理律师等各方联系，让大家进一步明白案件背后的“人”与“家庭”，以及案件极限拉扯过程中可能带给自身的损害。结果比我预想中的还快，几天后好消息传来，当事方协商了七万元的调解金额。后续，工作人员继续就支付方式、流程、时间进行沟通，并最终谈妥了完整的调解方案。

有人说，调解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的，调解不是和稀泥，它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当支付方最终同意支付这笔调解款项时，我看到的是责任的觉醒与担当；当L老师内心愿意接受调解方案时，我看到的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对公平合理的务实理解。这种结果可能不完全符合任何一方的最初预期，却可能是最接近实质公平公正的安排。

调解书签订完毕，各方散去。我走出临时调解室，此刻，与同事聊天中她所说的那句“我觉得我们仲裁其实是在做善事”突然在脑海中具象化了。我想，这话的含义是要我们作为仲裁工作者，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尽最大的努力以求得争议的最好结果吧。只要用心，我们总能在冰冷的法律条文与热辣滚烫的社会人生际遇之间，找出那个可以呈现温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