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废西厂不准 辞官归休
宪宗朱见深的成化初年，两广苗瑶叛乱，由大将韩雍主持剿抚军务，为了解决后勤供应问题，特任薛远为南京兵部尚书，为两广的平靖又立了一功。事后回到北京重任他的户部尚书。就在成化初平苗瑶的过程中，广西大藤峡有一瑶族青年名汪直，被明军俘获后，因生性乖巧黠慧，送入宫中阉成太监。后他因受宠于万贵妃遂成了宪宗的心腹，宪宗利用他侦察宫廷内外的各种不利于己的信息，大搞“特务活动”，还成立了特务机构“西厂”。
这“西厂”可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罪恶机关！汪直通过把持这一机构，狐假虎威，祸害忠良，杀人无算。一时朝中大臣对此议论纷纷，薛远自然也是其中一员。领头的有内阁大学士商辂、左都御史李宾等。这商辂可是有明一代唯一的“三元及第”(即科举考试中解元、会元、状元)的大才子，且德才兼备，为官正直，在景泰帝时，他为表示对民族英雄于谦的支持，没有参加“迎复”英宗朱祁镇的活动，因此被英宗的心腹党羽视为异己，放逐回乡。宪宗即位后，听从朝臣们的建议重新起用他为内阁大学士。
商辂对汪直的倒行逆施非常忧虑，多次对宪宗提出要废掉西厂，罢免汪直。可是宪宗不听，发怒道：“汪直不过是奴仆一个，难道内廷中一个小小的下人还能危害整个天下不成！”就这样，经多次劝阻仍不能阻止汪直的罪行，而汪直也把商辂、李宾、薛远等大臣视为仇敌，随时寻衅加害。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商辂、李宾、薛远等好几位大臣都一起辞职还乡，这正是汪直梦寐以求的好事，于是怂恿宪宗都批准了。薛远从此辞职归休，将其在琼家眷迁回原籍无为州。这时薛远已经六十三岁了，从二十八岁入仕至此，他为朝廷服务了三十五年，而史称他为官数十年，食不兼味，家无长物，自始至终，廉洁从政，为自明朝以来的琼籍官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主政户部善革除弊政
算起来，薛远在户部工作的时间最长。明代的户部，职掌全国的户口、田赋，官员的俸禄，边镇的粮饷，各地的盐课、官钞等等经济事务，是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要部门。而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的成化年间，宠信万贵妃，致使奸臣擅政，宦竖横行，土地兼并厉害，财政亏空巨大，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危机。在此情况下，薛远这个户部尚书肩头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道光广东通志》称他在户部主政期间能制定严密的规章制度，处理一切事务有条有理，使一般“胥吏”在会计出纳方面循规蹈矩，不敢胡来。他常说：“驭吏严刑以惩，不若先事而发。善革弊，不如无弊可革。”这就是说，等到下属吏员犯了错误才去严刑处罚他，不如事先防范使他没有犯错的机会；善于革除弊政，不如事先制定好法则使无弊政发生。这就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考虑问题时周到细密的先见之明。每年终，各地报到户部陈述困难，要求蠲免各项赋税、超支时，有关部门总是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薛远认为凡此种种，都可考虑予以批准。因此当时朝野上下“官省民安”，大家都一致赞赏。
廉吏其行 松竹其操
史称薛远“敏而好学，于礼乐、兵刑、天官、律历，无不涉其要。尤熟本朝典故。”这一点与海南名贤丘濬颇有相似之处。
其实在海南的历史上，薛远与丘濬、邢宥都是同一个年代的人。薛远比丘濬大七岁，比邢宥大两岁。薛远中进士后六年，邢宥中进士，成化元年官至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又后十二年，丘濬中进士，至薛远辞官时，丘濬升为国子监祭酒(从四品)。
据《民国琼山县志·人物卷》还有一个林杰(字廷宾)，与丘濬同年成进士，官至浙江副佥都御使(正七品)。这四人应该说都是同一个时期，同朝为官的海南先贤。明代的琼州府城里还特地为此四人建立起一座牌坊曰：“表贤亭”(故址在今府城镇内忠介路与绣衣坊接口处)。为成化七年广东按察司副使涂棐所建。这就是说，建此亭时，仍是薛远的官职最高。当时的提学胡荣曾有记云：“四贤俱发轫魏科，接踵要路。猷为足以匡弼时政，风裁足以激浊扬清，文章足以补助道化。实琼人之师，海内之望也。”在儋州，据《万历儋州志》还有一座为纪念薛远而建的“尚书坊”，也是涂棐所建，亦可证明薛远从儋州出仕。
这四人中，丘濬与邢宥的关系比较密切，来往较多，丘濬的诗文中多次提到他。其次为与林杰的交往。林杰出为监察御史时，丘濬曾写有《赠乡友林廷宾南台御史序》一文，其时丘濬在翰林院供职，故文末云：“且予居近禁，所职者在文学，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宾之职则在夫振风纪；风纪之要，则在乎识大体。大体既正，则余可略也。赠廷宾者，止于是矣。”谆谆之嘱，均以国家“风纪”大事为重。这也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琼籍先贤们的刚正清廉，一丝不苟。而历史证明，这四个人最后都能做到“廉吏其行，松竹其操”，始终如一，保其晚节。薛远活了八十二岁，林杰活了八十一岁，丘濬活了七十五岁，邢宥活了六十八岁，晚年退归海南“惟田圃是乐，足迹未至尝城市”。
一个辉煌的时代，一群正直有为的先贤，足可以为琼崖千古楷模！
（编辑：谢军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