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辉云向记者讲述发生在六连岭的革命事迹与红色故事。记者 王凯 摄

　　青山有幸埋忠骨，以六座连绵的青峰为背景，六连岭烈士陵园气势恢宏。

　　一级级台阶延伸着向上的力量，高高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向曾战斗在六连岭的2000余位烈士英魂致敬。

　　“六连岭革命根据地是琼崖革命坚持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一个缩影。”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宣教处处长游宪军评价说，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创建至1950年海南岛解放，自始至终都是“红色天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捍卫这块根据地，作出了巨大牺牲。

　　23年间，在方圆数十里的六连岭地区，都活跃着共产党人的身影。他们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不同的敌人面前，始终高擎红旗，终于带领大山中的群众奔向自由的新天地。

　　凶残敌人淬炼出“六连精神”

　　六连岭脚下，乡间公路直通村落，路边菠萝蜜、龙眼等各色瓜果飘香，这片大山用它的泥土和清泉滋养出一片丰茂的山林。

　　1927年12月28日，万宁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大暴动。大新、赤源、崇宁等乡成立了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在六连岭脚下轰轰烈烈展开。1928年6月6日，万宁县苏维埃政府在六连岭加荣村成立，六连岭飘动着革命的红旗。

　　凶残的敌人绝不容许革命力量的存在，他们修炮楼、砍山林，穷尽各种办法，试图将六连岭上的红色火种彻底扑灭。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下，六连岭上的革命同志生活极端困难，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没有粮吃、没有衣穿，大家只能穿着用装米的麻袋做成的衣服，上山挖野菜，下河摸鱼虾。

　　88岁的万宁市政府退休老干部黄富和，家乡在六连岭脚下的火烧龙村。他的父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六连党支部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他痛心地说：“到1929年初，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仅剩下27位革命同志。”

　　1939年，日寇从陵水入侵万宁，万宁沦陷。1943年，日寇变本加厉蚕食革命根据地，每天出动1000多人进行“围剿”，在六连岭周围修建了47座炮楼，实行“三光”政策，有70多个村庄成为“无人村”。一时间，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腥风血雨。

　　“六连村委会原本有36个村庄，到1952年，统计只剩下17个村庄，有19个村庄成了‘无人村’。”六连岭脚下六连村党支部的老书记黎辉云提供的数据，显示出六连岭地区当年战事的惨烈。

　　“坚持革命斗争23年，这种精神何其难得？如果总结一句话，这就是‘六连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敌人，是六连岭的群山赋予了革命同志坚强的意志。”黄富和动情地说道。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董必武1957年视察海南时，被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军民前仆后继的精神深深打动，赋诗《万宁道中望六连岭》：六连岭树红旗日，五指山防白匪时。二十三年根据地，一心革命费坚持。

　　缺盐少药难不倒“红军医院”

　　“健全人可以跑可以走，能够躲过敌人的围剿，但在当年，还有一批伤员在六连岭上，情况紧急！”黄富和说，六连岭上曾有一个“红军医院”，是琼崖较早由共产党创建的红色医院。

　　1928年2月，六连岭上的红军向万宁县分界墟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战斗中，有些伤员危在旦夕。

　　当时，红军的医疗组织很不健全，有些连队连卫生员都没有。为了及时抢救和医治红军伤病员，中共琼崖特委决定，立即设立“红军医院”，并明确规定，医院必须在治疗伤病员的同时，加紧培训医护人员，为红军基层输送医护人才。

　　战火中，红军医院在六连岭建立起来。后来曾随部队番号改称为琼崖游击队医院、琼崖纵队第三支队医院，但指战员们仍然亲切地称呼它为“红军医院”。

　　“红军医院成立之后，敌人就开始封山，山道、路口处处设防，敌人的层层封锁，使山上的红军与岭下接头的群众失去联系。”黄富和说，当时情况紧急，敌人到处搜查，企图毁掉红军医院。

　　红军马上把原来在半山腰的医院搬到山顶上的一个能容纳三四十名伤病员的石洞中。然而，接踵而至的是粮食、食盐短缺，伤员和医生护士半数以上都患了水肿病，旧病未愈又添新病。

　　黄富和说，一天，一位医生发现石头旁边有一丛茄冬草，想起中医老先生讲过茄冬叶的焦灰有咸味，可以当盐，于是就大胆一试。他将茄冬叶晒干烧焦研成粉末代替食盐，煮野菜汤时撒上一把。过了一段时间，同志们的水肿病逐渐好转，野菜当粮食的生活很快就习惯了。

　　在漫长的艰苦岁月中，红军医院经历了药物奇缺的严峻考验，连碘酒等一些最普通的药品都没有。万幸的是六连岭山深林密，大自然为红军送来了药物，野生草药成为治病的主要药物，竹子制成简单的医疗器械，使一批批伤病员得以康复，重上战场。

　　六连岭上的“红军妈”

　　在六连岭脚下的村子里，为革命队伍送情报、送粮食是很多老人孩提时代共同的记忆。

　　1934年初，国民党陈汉光部在六连岭周围的大群、上城、藤寨、上来坡等地建碉堡，加强对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的控制。他们把群众集中到上城、田头、藤寨三个聚居点，每个聚居点的出口都设一个栅栏，日夜派哨兵站岗防守，企图彻底切断六连岭红军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把红军困死在六连岭上。

　　“当地群众总是想法设法，乘哨兵打瞌睡的机会，悄悄地派小孩将粮食、油盐等送到秘密联络点，第二天再由出去干活的群众把食物送上六连岭，送给红军。”黄富和说，当地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商贩，到和乐镇、中原镇等地为红军购买粮食、药品。

　　“上城村的王树俊、许运源夫妇是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人民支持革命的杰出代表。”黄富和说，王树俊参加红军后，他的妻子许运源把自己的家作为红军联络站，替来来往往的革命同志做饭、洗衣服、带路、放哨、送情报和照顾伤病员。后来，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家的房子被敌人烧毁。许运源又在六连岭脚下盖起一间茅草房，专门秘密接洽革命同志。然而不久，又被敌人发现且纵火烧了茅草房。

　　但不管敌人烧多少次，许运源就盖多少次，烧了又盖，再烧再盖……“树俊寮”成了红军联络站的代名词。

　　更令人动容的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许运源还收养了许多红军烈士的遗孤，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六连岭上的“红军妈”。

　　“山不藏人，人藏人。”正是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不遗余力地支援革命，才使六连岭上的红军没有被赶尽杀绝，六连岭上的红色火种历经23年而从未熄灭。

　　六连岭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自己的血与肉树立起一座无名的革命丰碑。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面对六连岭一侧，刻有朱德题诗，歌颂这伟大的青山哺育出的英雄儿女：“六连岭上现彩云，竖起红旗革命军。二十余年游击战，海南人民树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