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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革命中的联合县委

海口网　http://www.hkwb.net　时间：2017-12-11 16:27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莫云峰摄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林诗耀（右）。

　　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主任张开泰。

　　文本刊特约撰稿陈立超

　　在琼崖革命中，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琼崖地方党组织先后成立了10多个联合县委。这些联合县委往往由2个县至4个县县委合并组成，时间长短不一，围绕县界开展活动，既能够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又能巧妙的避开敌人主力，保存革命火种，在特殊的时期对推动当地革命形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冯白驹亲自组建澄临县委

　　澄临县委是琼崖第一个成立的联合县委。1928年底，冯白驹被任命为澄迈县委书记，他到澄迈后立即恢复澄迈县委，联络失散党员，开展武装斗争，使澄迈县党组织获得较大发展。与此同时，临高县党组织也逐渐从第一次反“围剿”失利的低潮中走出来，获得了一定发展。由于此时两县革命力量比较弱小，党组织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两县交界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形成两县党组织交叉并存的局面。其中澄迈县委共有4个区委，49个支部，330多名党员；临高县共有3个区委，28个支部，200多名党员。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鉴于临高的革命斗争和党组织恢复活动已经延伸到澄迈境内及临高县委暂时未能恢复的实际，1929年3月，冯白驹在澄、临两县交界的白朗山（白娘山）主持召开澄迈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两县党员60多人，决定成立中共澄临县委员会，冯白驹任书记。在澄临县委的领导下，1929年澄迈、临高两县的革命斗争发展迅速。澄迈县先后成立了澄四区、澄南区、澄北区、澄东区、澄西区、澄海区、澄八区8个区级苏维埃政府，临高县也相继成立临一、临二、临三区苏维埃政府。8月，澄临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临高县潭都村成立，在两县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

　　澄临县委还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全琼的革命形势。1929年7月，琼崖特委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全琼党组织失去了统一领导，同时与广东省委也失去联系，琼崖党组织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时任澄临县委书记的冯白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立即主持召开澄临县委紧急会议，决定以澄临县委的名义，将特委被破坏的消息通报全琼各县县委，并亲自上母瑞山，向琼崖苏维埃政府王文明汇报整个情况，同时建议召开全琼各县代表党政联席会议，使得琼崖特委能够迅速恢复。同年冬，在冯白驹的建议下，澄临县委分立，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存在时间最长的联合县委

　　乐万县委是琼崖联合县委中存在时间最长的。自1934年3月成立到1943年4月分立，1943年7月再次合并到1947年7月再次分立，乐万县委先后存在了14年的时间，带领两县人民度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对琼崖东部的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3年，琼崖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琼崖特委委员王白伦在同特委领导机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乐会、万宁地区坚持斗争。他不畏艰难险阻，深入被敌人摧残过的红色村庄，进行个别联系，开展恢复工作，几经辗转，终于同在乐会县坚持斗争的冯甲和在六连岭地区坚持斗争的肖焕辉取得联系，于1934年3月间，成立了中共乐万临委（4月正式成立中共乐万县委），冯甲任书记，委员有肖焕辉、庞世泽等，统一领导乐会、万宁两县党和红军的恢复、发展工作，不久与琼崖特委取得联系。乐万县委以六连岭为中心，组建琼崖游击队第七支队，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国民党军队及其民团据点。1936年冬，国民党军队多次对六连岭根据地和第七支队进行“围剿”，在六连岭周围的大群、北埇、和顺、上城一带村庄的中共地方组织，坚持开展革命活动，积极配合县委和第七支队开展工作，迅速打开斗争的新局面，使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在艰难岁月中得以保存。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乐万县委以万宁方面的六连岭、万四区和乐会方面的乐东区沿海、乐西区白石岭山区为基地，从南由北逐渐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3年12月，乐万县委在万四区的加索村召开乐会、万宁两县代表大会，成立乐万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陈克邱任县长。1943年，为了牵制日伪军在六连岭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第一大队，在政委莫逊、政治处主任祝菊芬带领下，开进了六连岭北麓地区，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他们在乐万县委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灵活使用兵力，充分利用六连岭地区山高林密、山路崎岖的地形，伏击进犯的日伪军，先后在乐万两县交界处多次伏击日伪军的“讨伐队”，共歼敌4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在整个抗战时期，乐万县委还先后帮助陵水、保亭等地的党组织建立民主政权，并主动出击，在陵水县第三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陵三区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海南岛解放，多次挫败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进攻，为周边几个县委的活动提供了可靠的依托，成为琼西南抗日斗争中的一面旗帜。

　　联县数量最多的联合县委

　　成立于1944年1月的中共陵（水）崖（县）保（亭）乐（东）边区党委前身是1943年3月建立的中共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工委，书记林诗耀，组织委员王浩，宣传委员张开泰。边区党委和边区办事处合署办公，办事处主任张开泰。边区党委和办事处以位于崖县、陵水、保亭三县的交界处附近的仲田岭为活动中心，往东是陵水县，往西是崖县，往北是保亭县，往西北是乐东县，往南越过丘陵平原地带濒临大海。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仲田岭就是中共陵崖县委领导机关的驻地和革命根据地，张开泰当年曾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对当地的地理风土比较熟悉，当地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仲田岭地区距日军重兵驻防的崖县（今三亚市辖）和陵水县城均有40公里，位置比较偏僻，从东、南、西的沿海一带是日军占领区，北边和西边是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根据地就在日顽军南北对夹的缝中坚守。仲田岭根据地直接威胁了日敌军事重地三亚、榆林，大大钳制和削弱了日军对琼文、乐万根据地的“蚕食”“扫荡” 和其他军事部署。

　　边区党委为了保密，对外称推销处，假冒商业机构，平时只有10至20人，最多时也仅有30人左右。武装力量只有1个驳壳班和1个自卫班。他们在岭上居无定所，一般是在一个地方居住3天左右。派出去执行任务的人员必须按时回来。如果超过归队时间仍未见人回来，驻地就必须尽快转移。因为经常搬迁，所以驻地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通常是在有水源的地方，找一块相对平缓的地面，用树枝搭成架子，再在架子上盖上山芭蕉叶、葵叶等叶片较大的树叶，就成了一个非常简陋的棚子。然后在棚子的地面上铺上树叶，就躺在树叶上睡觉。没有被子，盖的也是树叶，睡觉时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有时甚至连棚子也没有，找一株大树，靠在树干上就过了一夜。如果遇到夜里下起雨来，那就更难熬了。他们平时穿的是便衣，没有多少更换的衣服，都穿得很破旧，补丁压补丁。衣服实在破了就交给缝洗队的女队员们缝补，缝补的线是用山麻树皮自制的麻线。没有鞋穿，整个队伍无论男女全都光着脚板走路。吃的同样也很简单，每天一至二餐，每餐每人一至二个番薯，或配有野菜汤，食盐极端缺乏。偶尔也有一个小饭团子，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吃饭用的碗就是椰子壳劈成两半的椰“碗”。

　　由于长期活动在山上，办事处成员基本没有节日的概念，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全都不在意。林诗耀和张开泰平时和战友们谈心，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励他们坚持革命斗争，为贫苦大众打天下，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山上的日子过得艰难困苦，但大家的情绪都很乐观，政工队员们还给大家唱自编的抗日歌曲，大家听后很感动，也和政工队员们一起齐声歌唱。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边区党委和办事处坚持工作，努力加强4县党组织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仲田岭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时期，自1944年1月至1945年4月的15个月里，边区党委发展到下辖5个区委，28个党支部，党员200余人。在5个区委中，陵水3个、崖县1个、保亭1个。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边区党委还特别重视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虽然当时边区党委并没有成文的民族政策，但在建党、建政、建军工作中，都充分信赖黎族、苗族干部。在少数民族抗日地区的党、政、军组织，一般是以少数民族干部为领导的，陵水县的陵西乡、长兴乡、拾善乡、崖县的赤峰乡、仲田乡，保亭县四区及各乡，都有黎族干部担任乡长、副乡长、抗救会主任。还有黎族干部担任区长、工作人员和主持区党团工作。吊罗山区区长陈斯德是苗族干部，后备大队长陈斯安、副大队长陈其芳是苗族干部。正是由于明确的思想政治方向，正确的组织路线，合理的干部政策，共产党领导的4县抗日工作才能有效地开展起来，真正团结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各县党组织蓬勃发展，党的组织逐渐扩展到平原和沿海一带人口稠密的地区，加上大批新解放区的确立，原有联合县委的形式不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各地的联合县委纷纷分立和解散，仅保留昌感县委一直延续到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