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开发南海的确凿证据
“现存的十几本《更路簿》已经能够充分反映,南海渔民的足迹遍布海南岛沿岸、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等海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海。”周伟民说,从这些线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而这些作业痕迹更能作为海南渔民经营和开发南海的确凿证据。
因为这片海域给他们带来太多收获,也曾给他们留下太多遗憾,海南渔民从骨子里生出了对“祖宗海”的依恋,也由此孕育出了朴素的爱国情怀。潭门老船长苏承芬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出海的那些年,每到一处大的岛礁都会找块木板,写上“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插在岛上。
随着《更路簿》的不断完善,海南渔民得以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中,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要为祖国做点什么:通过不断开辟这条捕捞作业的“黄金海道”,让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畅通起来。
于是,在战天斗浪的海南渔民身后,越来越多中国商船频繁地携带大批丝绸、黄金,沿着他们走过的航路,穿越南海行至越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国进行贸易;也有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商船携带他们的特色商品,经由这些航线为古老的东方大国注入新鲜血液。
随着科技的发展,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日益完善,南海渔民已经不再依赖《更路簿》出海谋生,自然的丢失和损坏必不可少。但除此之外,周伟民还在与渔民的深入交流中寻到《更路簿》失传的许多其他原因。
他举例,这些被时代淘汰的航海工具书,在新耕海人手上已经没有了实用价值。在还没有意识到其价值的年代,人们甚至用毛边纸制成的它来引火。只有老船长还肯把它们留在身边,每每怀念耕海岁月就翻开看看聊以自慰。
“渐渐的,船长们老了,离开了人世。儿孙们为了安慰父亲的灵魂,就把藤枕等贴身的物品焚烧或者一同埋葬,《更路簿》也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周伟民说,这并不是个案,大部分《更路簿》就是这样,永远地带走了南海的秘密。
保护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
自1989年起,周伟民、唐玲玲伉俪,就开始了对《更路簿》的研究。
在充分的调查过程中,他们惊讶而痛心地发现,自元代开始出现,估计可达万本之多的《更路簿》,现存于世的竟不过十余本,且大多处于并不科学的保存环境当中。
“《更路簿》已经存亡攸关,抢救《更路簿》时不我待!”周伟民透露,这些年,许多其他省区市高校来琼寻访《更路簿》及其传承人,都大多收获无几。学术界为此奔走呼号,他与夫人更是为了亲眼见到一本明代《更路簿》,不惜以耄耋之躯三赴广东。
“一部《更路簿》,一张更路图,胜过万千文字,诉说着海南渔民耕海的历史。我们说,自古以来,南海诸岛是中国的,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领土的一部分。《更路簿》就是一个铁证、活生生的证据。我们从《更路簿》中可以推导出中国在南海历史性的捕鱼权、航行权和所有权,同时也是中国在南海主权的法理的证据和历史的证据。”海南大学法学院特聘院长、原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认为。”
令人欣慰的是,《更路簿》的保护工作已经被正式提上日程。
继《更路簿》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后,人们对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今年年初,海南大学法学院启动“南海‘更路簿’抢救性发掘、整理和研究”项目,并邀请法学院特聘院长、原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担任组长,对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和研究。
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将《更路簿》纳入国家重大专项课题”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场得到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罗保铭的支持,也引发了代表、委员们的广泛热议。参与报道会议的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也当即决定出资百万设立《更路簿》保护基金。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透露,《更路簿》将成为三沙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筹建博物馆时会把《更路簿》作为重点搜集和保护对象。目前,三沙市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建设海下考古中心,未来将对《更路簿》进行多媒体制作处理,并以三维立体化的方式加以展示和呈现,让更多人可以深刻感受到古代先民的航海历史。
5月21日,记者从海南大学副校长、法学院院长王崇敏处了解到,当前,“南海‘更路簿’抢救性发掘、整理和研究”项目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项目组成员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数十位《更路簿》传承人及研究者进行了采访,并对现存于世的《更路簿》进行了广泛收集和资料采集,初有成效。
千百年沧海桑田,这些原本已经沉向历史深海的“南海天书”,竟又在航海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重回人们的视野,甚至凸显出比最初作为航海工具书更为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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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言:像保护“世界非遗”一样保护《更路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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