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村”示警农村治安风险

　　农村治安防控力量不足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波认为，中国农村人员结构发生了巨变，居民价值观念也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重大转变。伴随着农村巨变，传统规范与制约失效，而新的制度没能同步建立，一些人迷恋对物的占有，对金钱的崇拜，少数农民人格、精神和道德衰退。一些破获的案件也显示了这样的共性：村民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金钱和利益。

　　受访的一些专家学者表示，“问题村”的出现暴露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格局变化，农村基层治安防控力量滞后，防控技术手段落后单一，无法应对作案手法的日趋专业化、职业化、跨地域等变化。

　　以电信诈骗为例，儋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有武表示，近年来，电信诈骗团伙作案窝点已从乡镇、村庄转移到山岭上，作案手法越来越科技化、隐蔽化，给公安机关侦办带来一定难度。

　　一些基层公安民警表示，当前维持基本公共安全的自我服务力量不足，也导致“整村犯罪”现象未能被消灭在“苗头”阶段。本刊记者在海南、四川等基层调研也发现，部分偏远乡村地区甚至出现了“治安管理真空”，常年没有治安力量驻守巡防。记者在海南昌江王下乡了解到，该乡下辖４个村委会、13个自然村常住3200名黎族同胞，辖区派出所只有4名民警，相当于1人负责1个村委会，警力明显不足。

　　“整村犯罪”也暴露出部分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对于潜在风险点长期不闻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最终酿成恶性事件。四川射洪县金家镇镇长吴冬说，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基层干部工作责任心不强，加之村干部待遇较低，工作缺乏激情，对本村的矛盾纠纷、热点问题、重大事件不了解不掌握，对分内工作不管不问，留下安全隐患与风险点。

　　亟待建立长效安防体系

　　基层干群和公安民警认为，多数“问题村”“犯罪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落后。伴随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本身正发展成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日益频发的“整村犯罪”现象警示，我国部分农村步入“风险社会”，农村安全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亟须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永忠建议，首先需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在大数据背景下进一步推动警务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实现全国公安机关的“一网化格局”。此外，社会治安防控的信息收集不能仅仅依靠公安部门自身，也需要形成社会合力，扩大信息来源。

　　另外，迫切需要加快实施农村警务战略。一是完善群众“群防群治”安防系统，加强县、乡、村、组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建设，加强对吸毒、刑满释放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关注，控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群防群治”落地。如今年初，四川成都青羊区出台有关规定，设立专门的社会治安群防群治信息线索奖励项目，拿出百万专项资金奖励群众，最高奖励标准分为四级，一级信息线索原则上不低于5000元，奖励发放可以以现金、银行转账，也可以用电话充值、微信红包、流量赠送等方式实施。规定出台仅一月内，相关部门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并循线抓住了三名邪教分子。

　　还应进一步创新警务模式，在警力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可通过建立区域性快速反应警务中心，由公安牵头整合区域内基层派出所、联防队、治安积极分子、民兵、基层干部的力量，联动防控违法犯罪行为。

　　此外，应创新普法宣传，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安全防范意识教育，有关部门应组织专门培训，提升他们应对危险的能力。儋州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儋州部分农村电信诈骗猖獗情况，司法部门目前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微电影进行司法教育取得良好效果。同时对未成年人，设立专门的教育基地，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从源头上扼杀犯罪“毒瘤”。

　　海南昌江县王下乡副乡长卢以斌建议，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此外，还需培育、规范农村文化消费市场，防止“黄赌毒”侵蚀，创新模式，让优质图书、光碟等文化产品进入农村，为农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记者 李金红 陈弘毅 董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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