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仲裁众生相㊴ | 投诉热线

杨鹤 摄

“05后”小郝离职前，是一名投诉热线话务员，每天的工作内容，接听网约司机投诉乘客的电话。

入职第十个月，公司以他“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消极怠工，不正视及改正相应问题，对公司正常运营、员工士气造成不良影响”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这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收到解除通知书当天，直奔我院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提出两项仲裁请求：一是裁决公司退还扣罚工资1200元；二是裁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00元。

庭前调解阶段，小郝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而公司代理人虽口口声声称同意调解，但又明确拒绝支付任何款项。公司的行为，看似配合调解工作，实则是消极抵触，用表面的“同意”掩盖实质的“抗拒”。

那天下午四点半开庭，我特意提前十五分钟到仲裁庭，试图为庭前调解做最后努力。

一进门，浓郁的咖啡香扑鼻而来，循着那缕香气望去，申请人席上的小郝正悠然地啜着咖啡。他上身穿件黑色短款文化衫，胸前几行字格外惹眼——“每日三省吾身，能不能不做，能不能晚点做，能不能叫别人做”，下身松垮垮地套着条沙滩裤，脚上趿拉着双拖鞋。

见我入座，他立刻放下咖啡杯，自嘲道：“打工人的续命水。”

“同意调解吗？”我问他。

他睁着无辜的大眼睛望着我：“同意呀。”

“那最少能接受公司给多少？”

“申请书上的钱都是我应得的，为什么不能都要呢？”他尾音轻轻往上翘，用最软糯的语气说出了最强硬的话。

我转头看向被申请人席上的代理人，她慢条斯理地回应我的关切：“该给的，我们公司都给了。”

那一刻，我丧失了调解的欲望。

其实通过庭前阅卷，案情并不复杂，从双方证据来看，公司做了两件事，其一因司机两次投诉小郝服务态度问题，公司对其罚款1200元，并从当月未发放的工资中直接扣除；其二鉴于小郝两次遭投诉、考勤偶有迟到早退、且存在带手机进工作场所的情况，公司先对他进行培训，后又以他培训期间消极怠工、不正视也不改正问题为由，将新情况与之前的所有问题“打包”，直接作出了解雇决定。

日常中，公司对员工是否有行使罚款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罚款是一种行政处罚，而行政处罚应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或者由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本质上属于普通民事主体，不是行政执法机关，通常没有对员工行使罚款的权利。不过，当员工因自身过错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时，公司可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要求员工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费用可从员工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员工当月工资的20%，且扣除后剩余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此外，若员工违反公司依法制定并公示的规章制度，公司可通过警告、记过、扣减绩效奖金、调整岗位等管理措施，而不是直接对员工作出大额罚款。回归本案，公司对小郝罚款的行为，显然超出了企业合法管理的范畴。

至于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就需要公司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解除行为的合法性，这对很多用工管理“粗放”的小微企业来说，确实是道难过的坎。但对被申请人这类中大型企业而言，不过是基本的要求。

面对态度如此强硬的双方当事人，我决意用足够的庭审时间，引导双方正视自己问题、认清各自风险点，方便庭后调解。

庭审调查时，我问小郝：“被投诉两次挂断电话，是不是自己服务态度有问题？”

“我的天，我服务态度还差？都是司机的问题！一个司机，我解答后陪聊半个多小时，他还想聊，可我不想当情感垃圾桶，就放了音乐，是他自己挂的。另一个司机骂乘客‘傻逼，活该被绕路’，难道要我顺着说‘您骂得对’？”

“投诉热线的关键是安抚，不是让你当法官去审判。还有，给投诉人放音乐，你怎么想的？”公司代理人一脸不可思议地质问道。

“公司规定挂一次电话扣600元，又怎么想的？”小郝气哄哄地说，“我月薪3500元，一天上班九小时，要接70多个投诉电话，如果一个月被投诉六次，我上班还得倒贴钱。”

公司代理人低下头，一言不发，这已然达到我旁敲公司一方的目的。

接下来，轮到小郝了。

小郝很实诚，坦言工作任务重、休息不足，确实偶尔迟到早退，也带过一次手机进工作场所。但他不认可培训期间消极怠工，对公司让他连续一周重复抄写一整个文件夹规章制度很介意：“那是体罚，不是培训。”

庭上，我追问小郝让“偶尔”落实到数字，让消极怠工、不改正问题具体到细节。

这场庭审开到六点半才结束，两个小时的极限拉扯换来了双方的调解意愿。公司表示愿意退还1200元罚款，而小郝则提出，还需支付经济补偿3500元，赔偿金变成经济补偿是他最大让步。

既然差距能从8200元压缩到3500元，就有继续缩小的可能。我深吸一口气，领着小郝走出仲裁庭。

脚刚迈过仲裁庭的门槛，小郝就急忙关切道：“仲裁员，你可得提醒你朋友，千万别去那种地方干活，根本不把人当人看，人就是机器，就是黑奴。”

话音刚落，他像是想起什么，若有所思地补了句：“也是，像你这阶层的人，朋友应该也是体制内的，用不着去干那苦事。”

听到这话的瞬间，我心头一颤。不知从何时起，职业不再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成了阶层的标签，生动鲜活的个人被粗暴地分为了三六九等。

“体制内的人，朋友不一定都是体制内的。我身边朋友职业就五花八门，如果非说有什么共性的话，就是为人善良。”我望着他的眼睛，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认真，“其中还有好些打零工的朋友，他们的工作没法养活他们，全靠打零工来养那份工作。”

“还有这种事？靠打零工养自己的工作？”小郝一脸诧异，显然没听过这样的情况。

“当然有。就说我有个写小说的朋友，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跑滴滴、送外卖、刷盘子是常事。所以，谢谢你的提醒，我肯定会转达到的。”我稍顿了顿，笑着接道，“不过话说回来，每种工作都有旁人看不见的辛苦，就像每个人心里都有我们看不到的难处。比如你们这案子，争议不大，为什么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你体谅不了公司的难处，公司也看不到你的难处。”

他看向我的手表：“仲裁员，几点了？”

我抬腕瞥了眼：“六点四十二分。”

“你本来是五点半下班的对不对？”他带着明显的局促。

“对，五点半下班。”我应着。

“实在抱歉，耽误你下班了。”他连忙说，“我同意1200元调解！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最讨厌加班了。”

案子就这么……调解了。

签完调解书，目送小郝潇洒离去的背影，我却开心不起来。

凡人都是用劳动换生活，同样辛苦劳作，不过是分工有别，所需的技能、付出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创造的意义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现实里，这些差异被人心深处的偏见，不约而同又理所当然地划出了一道鸿沟。

只是，面对这样扎根人心的偏见，阻隔人与人之间的鸿沟。若某天有人向我投诉，我该如何回应、如何化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