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庆市奉节县红土乡大垭村村民唐琳被判劳教一年，他在三鹿奶粉事件维权QQ群中的发言被指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据当天与唐琳一同在线的部分网友表示，当时唐琳“的确有一些比较过激的说辞，但是否可以当真则另当别论”。(7月7日《河南商报》)

    这是一起让不少公众气愤的个案，从报道来看，唐琳应该是讲了一些“牢骚话”，就算他说过了，也是出于怀疑儿子的死亡与食用三鹿奶粉有关，何况又是在长期上访、申诉未果的情况下。一个人“发牢骚”是不是可以跟他的行动就等同起来呢？人在“发牢骚”的时候，往往会说一些丧失理智的话，身为一介村民，就算是他说了一些“牢骚话”，司法怎么就可以把他当做是一个恐怖分子被判劳动教养一年呢？

    当一个人经历一年多与有关部门沟通渠道并不畅通，有时只能发发牢骚，如此“发牢骚”也有罪的话，只能说这个司法制度呈现出相当残忍的一面。一方面我相信这里面是有过激的说辞，但动辄被冠以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未免小题大做。宪法明确指出，公民有言论自由，可以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批评、建议权和申诉、控告、检举权，“发牢骚”获罪一旦传开，想必每个人说话都要小心了，稍有不慎难免犯上“发牢骚罪”。

    其实，我觉得“发牢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一些地方、个别官员“法制观念淡薄”、“权力至上”，在一片吹捧声中借助取得的一些成绩昏昏然、飘飘然不知所以然，昏招迭出，容不得批评声音，对于老百姓的哭求更是麻木。如果有关部门对唐琳的申诉予以正确对待，他还会“发牢骚”吗？民间的发音得不到相应的回话，这是一种如刺在哽的感觉，换成是谁发发牢骚再也正常不过。

    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话满含宽容与自由。司法也有宽容的一面，法律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法治应当关照每一个人的利益。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都应当一样得到充沛的阳光雨露，村民唐琳也不例外。我们的法律不能因为唐琳“发牢骚”而漠视背后的权利诉求。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发牢骚”获罪的真正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表达才准确安全？倘若没有一个合理司法解释，今天是村民唐琳“发牢骚”获罪被判劳教一年，明天说不定又有人因此无辜获罪。“发牢骚”有风险，网民须谨慎——这是唐琳“发牢骚”获罪给出的警示信号。这样“发牢骚”也获罪，不能不让人闻之发憷，听之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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