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分分合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会师之初，张国焘便仗着四方面军实力，蔑视中央红军。这一点，连已是边缘化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确定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他在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后，又再次以“统一指挥”等为借口，写信向中央要权，消极对待北上的方针。中央考虑到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并为促使四方面军北上，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扩大会议，同意他担任红军总政委，并让陈昌浩担任军委常委。

　　由于他的一再拖宕，以致让胡宗南部得以集结扼守松潘，红军决难由松潘而入甘南，只得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继续执行北上的方针。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当右路军终于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并打开红军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时，他的南下主张非但丝毫未变，而且越发的无所顾忌。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

　　得此电文后，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毛泽东所各执一词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出生入死，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他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将“分裂党和红军”责任，完全推给中央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说：“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怀疑林育英已失却自由，其阴暗的心理可见一斑。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自分裂活动以来，一直遭到朱德、徐向前等的反对，中央的决定和国际代表的态度，更使张国焘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这期间，毛泽东频频去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我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他再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南下分裂主义错误彻底破产。

　　执迷不悟的变节者

　　张国焘是个精明人，知道依照党内斗争的惯例，长征路上的这番折腾，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与其被动挨批，不如主动过关。他找到毛泽东，想找到谈话的话题，毛泽东却对过去的争论只字不提。他又找到林育英，想让林以国际代表的身份从中调解。可是，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这种努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搁了下来。

　　1937年2月6日，他将《从现在看过去》的检讨交予中央，把自己的错误，分为5个方面进行检讨，承认：“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于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结果”。“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看了这个检讨，很不满意，于2月27日发表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从政治、组织、军事、民主等方面进行分析，给张国焘定性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文章还说：由于张国焘以“私人意志去改变”北上的战略方针，以致使“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张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以凯丰的身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其传播的权威性及广泛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中央政治局3月召开的会议上，他照例作了检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作了批判性发言。3月30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草地密电”。

　　这份电文只是讲到开展党内斗争的程度，而没有“武力解决”的内容，“武力解决”是凯丰文章中说的。

　　会上许多人要求撤消张国焘的党内外职务，除开其党籍。中共中央考虑到他已认识到错误，且又同意中央的路线，故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他不作组织结论，还保留其在中央的大部分工作。

　　他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尽管如此，中央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将政治局会议开到他家，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赏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不多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请他去抗大教授政治经济学，而这恰是他所乐意的，因为，他曾在莫斯科列宁学校读过约二年的《资本论》，这正是用武之时，又何乐而不为呢？在经济学的讲授中，他的心情好多了。他说：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芦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得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

　　这时因西路军的失败，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又在延安掀起高潮。也就是此时，王明端着国际代表的架子，从莫斯科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应王明的要求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了莫斯科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而他印象最深的则是：“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

　　听着这些火药味极浓的话，他不免有些心惊胆战，而会后王明单独找他的谈话，对他的选择，也就是他自称“一次冒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明说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的根子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并且告诉他：“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他已经感觉到“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王明从莫斯科带来的苏联肃反、反托的左倾经验，令他总是杯弓蛇影，心有余悸。他说：

　　“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这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清明节是例行的祭黄帝陵的日子，他利用这个机会离开延安来到西安，一头扎到国民党的怀抱，虽经诸多的同志的劝说、挽留，就是不愿再回延安。至此，他结束其之前还多少有些光明的历史，开始其变节者的不归之路。

• 上一页
• 1
• 2
• 3
• 4
• 下一页
•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