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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大国新总理成长史(图)

　　3.北大法学熏陶——参与思想解放大讨论

　　李克强自制过一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理解了的英语单词翻过去，否则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他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等公共汽车时也背，英语水平很快就上去了。

李克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他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不过，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此前，一位毕业于北大的学者去信劝说李克强，要他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将北大作为惟一选择。但李克强没有听从。

　　“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

　　“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

　　李克强的同学、著名律师陶景洲曾告诉记者，当时，国家录取的原则是不看志愿，根据高考成绩、个人情况择优录取，而北大法律系是“保密专业”，一定要“根正苗红”。李克强曾任安徽凤阳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陶景洲对记者回忆，李克强生活节俭，衣服就是一套军装、一套中山装。当时北大法律系男生宿舍在37号楼3层，每个房间四张床，上下铺住7个人，空出一张床放行李。食堂的菜5分到1.5毛一份，学生清贫，都喜欢多喝一点免费汤。

　　陶景洲说，李克强为人沉稳，不喜张扬，平时话少。大学期间多次拍集体照，李克强都站在不显眼的位置。

　　北大法律系77级新生共82人，分成6个学习小组。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他们，很多人有多年基层锻炼经验，一入大学就对知识如饥似渴，想借此弥补被耽误的时光。

　　“大家有特别强烈的使命感，都是为中华而读书，想要报效祖国。”陶景洲说。

　　入学不久，77级新生就经受了一次思想洗礼——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全国大讨论。

　　李克强（后排右一）是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资料图）。

　　对每一个77级新生来说，这次大讨论都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撞击。陶景洲与李克强也参与了这次讨论，尽管因为年月久远，当时所说的具体观点已经淡忘，但陶景洲称，所有同学都因此受到深刻影响——他们开始意识到，任何人的话都不一定是真理，必须以实践来检验。

　　那时北大读书风气盛极一时。多位同学回忆，李克强是班上最刻苦的几个学生之一：不上课时，一早就离开宿舍去图书馆，除了出来吃中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

　　李克强的成绩名列前茅，科科优秀，但他入学时英语并不好。几位同学都记得，李克强自制过一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理解了的英语单词就翻过去，否则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等公共汽车时也背，英语水平很快就上去了。

　　北大法律系当时集中了芮沐、龚祥瑞、王铁崖等一批著名学者。这些学者中，宪法行政法学名家龚祥瑞颇有名气。他早年专治政治学，曾求学英国。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

　　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专注于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并和陶景洲等人参与了龚祥瑞的宪政课题。

　　李克强很快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他成为全班公认的科研积极分子之一。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他的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龚祥瑞对这篇论文十分认可。

　　在龚祥瑞指导下，李克强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李克强是第一译者。陶景洲回忆，李克强也让自己加入，但自己感到太难。当时中国的法学著作翻译几乎一片空白，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

　　陶景洲是龚祥瑞的课代表。他与李克强讨论过很多话题，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党的政策的关系、惩罚与教育的关系、权力与制衡的关系等。同样经历了文革，两人的看法比较一致——中国需要法治。当时国家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能仅仅只把法律立起来。”

[来源：] [作者：] [编辑：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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