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公众对此或许并不陌生，这一环节往往发生在公共事件被曝光、围观的后期，大部分时候也意味着特定事件的行将终了，无论是围观者，还是当局者。那些被问责的官员，去向何处？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并非没有媒体做过，诸如“被问责官员异地复出”、“个个还在”的场景几乎如影随形。此次，汕头3干部实名举报“豆腐渣”工程，则可能属于被问责官员的另一个去向。    

　　汕头榕江金关围堤防工程，不同视角下的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它被纳入了广东省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项目，还一直受到汕头市各级政府不断的“高度重视”；比如这本应两年完工的项目，拖了7年却一直未能完工，而且在建时先后发生7次大坍塌，所谓“拖沓不止，垮塌不休”，终于成了烂尾工程；再比如，先后发生的这七次大垮塌，只有一次(即第三次)有官员被问责，而其他六次竟真的悄无声息，仿佛没有发生过。

　　工程烂尾，成了“豆腐渣”，这样的新闻并不鲜见，汕头金关围堤防工程所发生的诡异情节，却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七次垮塌中惟一被问责的一回里，汕头潮阳区港务局副局长、潮阳水务局原副局长赵宏展等三名干部，显然对给予他们的处分决定不认同，而且对官方作出的坍塌调查结论提出了不少质疑。

　　在《公务员法》等相关规定里，公职人员被施以处分乃至其他更重的惩戒时，均有申诉等相应的制度设计，包括了向同级乃至上一级部门的申诉、检举。但稍加检索会发现，鲜有被问责公职人员启动申诉程序的新闻见诸报端。这一方面可能是被问责的人群确实“职责匹配”、对事故应负其责，而另一方面，或许也与公职人员惩戒处分活动，均严格限制于行政管理序列的内部，并无外向型救济渠道(比如诉讼)有关。还应当看到，不少被问责官员大多存有所谓“认了”的心态，辅之以无障碍复出的行业潜规则，申诉无异于和整个机构撕破脸，确实不划算。

　　此番3名汕头干部的实名举报，有别于常见的被问责官员路径，他们对有关部门下达的处分决定不服，进而遵照相关法律为其设定的制度渠道予以表达，不失为激活和打通公职人员申诉救济渠道的一次尝试。公职人员的权益同样需要保障，申诉渠道更需要畅通并有效，行政序列内部、组织内部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法外之地。

　　必须要说，官员被问责从来就不仅是“服不服”的问题，此次借由被问责官员的申诉，得让公众窥见，在重大工程事故存在的不同应对与处理。七次工程大垮塌，仅一次有官员被问责，原因或在于媒体对该次的偶然关注。

　　当同样的事故，只有被媒体曝光才会有官员被问责，而其他同样需要对事故负责的人员，甚至成为事故调查组的主要成员。那么，哪怕被问责的官员所领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他依然只是个不凑巧的“倒霉蛋”，是为了堵住悠悠之口的“替罪羊”。

　　组建独立的调查组，对事故产生的原因、责任作及时、全面、深入的调查，唯此才是堵住堤防疏漏(乃至制度疏漏)的根本办法。谁又能说，对事故原因的回避、遮掩以及寻找“替罪羊”的做法，不是造成堤防一次次垮塌的罪魁祸首呢？查堤坝疏漏易，查制度疏漏难，现在的尴尬在于，堤坝和制度的疏漏都生生横在那里，权力是否有将其堵上的勇气与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