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改革行动之年

　　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虽然9月的工业增加值、零售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均比8月略有下降，但是整体上延续了7月、8月的强劲复苏态势。中国经济在年内要达成7.5%的增长目标已经几乎没有悬念。

　　喜中有忧的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同北京的环境问题一样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在某种程度进一步恶化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103年前三个季度消费、投资、净出口对于GDP的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5.9%、55.8%和-1.7%。简单做一个比较，2012年同期消费、投资、净出口对于GDP的增长贡献率分别为55%、50.5%和-5.5%，而2011年前三个季度消费、投资、净出口对于GDP的增长贡献率分别为53.1%、46%和0.9%。中国经济对于投资的依赖似乎反而加深了。

　　虽然信贷增速在三季度略有回落，但仍远高于名义GDP增速。根据我们的估算，社会融资总额增速由上半年的高点21.9%回落到三季度末的19.4%。但是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名义GDP增速仅为9.3%，两者相差仍然高出10个百分点。如果做个中期的比较，2004年－2008年之间社会融资总额的增速平均仅高出名义GDP增速0.4个百分点；而自2009年以来，社会融资总额增速平均高出名义GDP增速11.2个百分点。这导致社会融资规模总额占GDP比重由2008年底的130%迅速攀升，到今年三季度已突破200%。信贷失衡及与此相关的投资低效率的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一个毒瘤。

　　如何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市场对即将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毫无疑问，三中全会作为新一届领导人制定未来十年经济改革规划的会议，意义非同寻常。我们认为，未来改革的突破口包括转变政府职能的行政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土地改革和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

　　三中全会上讨论的更多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而不太可能涉及改革微观层面的具体措施和改革的时间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届三中全会在改革的整体思路上会有很强的延续性，在理论上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并不怀疑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改革和结构转型的决心。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新政，包括坚持“不刺激” 、打击三公消费、推动反腐倡廉，均提高了市场对于深化改革的信心。但是，就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而言，目前微观层面改革的积累很可能要比顶层设计来得更为重要。如果新一届政府能够抓住一两个重点改革领域取得突破，那么改革前景将更加光明。而三季度的经济反弹无疑给下一步改革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时间窗口。

　　对新政府而言，需要防止的是过高估计改革的难度，或以此作为改革停滞不前的借口。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是“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对这句话的通常理解是：前30年的改革主要在于释放经济中的动能，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所有各方都变得更好)，因此阻力较小。而下一轮的改革更多涉及打破固有利益格局，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因此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

　　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同样的一句话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首先，目前的改革难度并不比前30年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由政治挂帅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主，虽然从今日看可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了解当时的阻力有多大。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各项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造成大量国企职工下岗)、财税改革(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外贸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等等，无不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甚至普通大众的压力。在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中，当时也有种种反对声音。相比之下，我们目前对于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存在很强的共识，反而恰恰是改革只说不做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市场的信心并造成利益集团进一步固化。

　　打个比方，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就如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孩学会了游泳，现在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这过程中当然面临的挑战不同(前者的难度更大)，但是整体是一个自然的学习深化过程。而进入深水区意味着脚无着处，不像在浅水区怕了就可以站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意味着必须有一种不进则退的紧迫感，因为不作为的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我们有理由呼唤，2014年的经济改革将由“中国好声音”进入“中国好行动”。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