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破坏后治理”暴露了发展上的短视

　　名义上实施“灭螺防疫综合治理工程”，当地居民实际看到的却是湖区被围堰筑堤，而且万亩湖面填出来的土地据称还将被改造成农田出租。如此“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日前在江西省余干县大明湖水域上演。事件被曝光后，江西省水利厅已介入调查。

　　当地水利局官员称，在大明湖水域围堰筑堤的直接目的是“灭螺”，且项目得到了上级部门批准。然而，较真起来，这样的理由却不能令人信服。不仅村民称“大明湖没有阳性（血吸虫寄生）钉螺”，同时当地血防专家也表示，随着经验积累和技术进步，灭螺方式早就不局限于围堰筑堤，诸如撒药灭螺、“挖沟滤水”等方式，既能达到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追根溯源，该省水利厅的批复也只是要求灭螺，未允许灭螺结束后继续在湖面上造田。在国家三令五申明确禁止在湖区围湖造田和修建填湖工程的情况下，当地此举不仅没有严格执行批复要求，更有违法行政之嫌，难怪招致外界质疑。

　　对于造田出租，余干县康山乡党委书记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工程项目没有配套资金，只能通过对外出租田地的方式偿还全部4000万元银行贷款，并形容“灭螺造田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看看，不但消除了流行病隐患，还没有增加居民负担，甚至计划中乡政府与当地群众还能从每年500万元的租金分得20%，着实很“划算”。问题是，千算万算，这笔经济账却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关键要素：环境。报道说，大明湖位于江西鄱阳湖南岸，是该省第二大内湖，也是数以万计候鸟冬天的栖息地。正因为如此，有专家担心围湖造田会降低大明湖的生态净化能力，破坏生态链条，给防汛抗旱带来挑战。

　　类似单纯为了经济利益向湖泊争空间、争资源的现象，并不鲜见。围湖造田、填湖建城、毁滩种菜……看似创造了“人定胜天”的奇迹，却往往因破坏了自然环境、违背了自然规律而吞下苦果。去年7月，武汉城区因连续强降雨导致严重渍涝，一种反思的观点就认为与城市化急剧扩张过程中大量湖泊被填埋，导致纳水能力大为降低有关。而云南滇池为了治污，20年投入了数百亿元后，依然难复往昔容颜。假如说发展是一大本账的话，在“可持续”“绿色”“环保”日益成为一种发展共识的情况下，依然只盯着一时的GDP或经济利益，那么无疑错打了算盘，是一种短视。

　　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不是注定只能二者择其一？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提出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主要观点是，对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直到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后才会下降。这被认为是给“先破坏后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抛开理论界质疑不论，仅从实践来看，特别是对那些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也并非发展的必然路径。对欠发达地区来说，不但在发展策略上有先发经验和教训可供学习借鉴，跳过先发地区试错过的陷阱，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将会有越来越多成熟、先进的技术，帮助后发地区更好地解决现实难题。

　　按照村民估算，此次被“围堰筑堤”的湖面约1万亩，最多占大明湖总面积的1/13。但其背后暴露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发展理念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对基层而言，要做事又要投入，在有些情况下的确存在两难，但这不该成为急功近利的根本理由。仔细想来，造田出租并非解决灭螺防疫资金的唯一出路，报道中不是提到此前这片湖面以8年400万元的租金对外承包出去了吗？不要忘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当地能在合理开发利用大明湖上多下些功夫，就一定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