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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带领苗族同胞投身革命，陈日光、陈斯安父子舍身就义为革命

　　陈启扬在爷爷陈日光的墓前祭拜。记者李梦瑶摄

　　投身革命

　　两次选择跟党走

　　就在陈日光带领族人“拜盘皇”的同一时间，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到了吊罗山的另一边。

　　1927年底，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参与这一县级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共产党员黄振士意识到，要使革命获得成功，必须发动各民族人民参加革命，苗族首领陈日光由此进入他的视线。

　　“黄振士派人找到我爷爷后，送给了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爷爷昼夜攻读，越读思想越明朗，仿佛在沉沉黑夜中看到一线曙光。”在陈日光的孙子陈启扬看来，这是爷爷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也让他历经了最重要的一次信仰转变。

　　1928年夏，太平峒苏维埃政府在吊罗山区成立，陈日光担任委员，开始参与组织、领导苗族人民投身革命。

　　眼看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苗王”转投了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勃然大怒。

　　1929年至1930年，他们向太平峒的南连巴、牙防、南喜村等苗寨接连发起三次进攻，陈日光组织乡民拿起粉枪将其一次次击退，一时间声名大震。

　　正当苗族群众革命热情高涨之时，太平峒苏维埃主席王大忠突然叛变，吊罗山区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国民党早就将我的爷爷视为眼中钉，如今更是变本加厉，四处叫嚣要取他的头颅。”陈启扬坦言，与此同时，王大忠的叛变也让爷爷陷入了迷茫：究竟要不要继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内因加外因，让陈日光毅然率领族人登上古木参天的吊罗山巅，建营造寨，远离纷争。可时逢乱世，吊罗山又位居海南岛东西要冲，国民党当局、日伪政权势力不断向这里渗透，这些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纠缠陈日光，让他根本不能置身事外。

　　无奈之下，陈日光决定在路口修一座假坟掩人耳目，佯装病故，自己则躲进了深山。

　　转眼来到1944年，为了配合主力部队挺进五指山建立中心根据地，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派军需主任周海东来到吊罗山，希望能争取苗族同胞的支持。

　　“吊罗山是五指山的屏障，发展苗族革命武装，就可以敲开琼崖国民党当局老巢的南大门。”陈斯太介绍，起初父亲并不信任对方，一直不肯露面。后来是周海东向他的大哥陈斯德、二哥陈斯安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革命道理，哥俩又不断给父亲传信，这才让父亲重新建立起对共产党的信任。

　　舍身成仁

　　英勇就义视死如归

　　1944年秋，海南岛第一支苗族抗日武装——吊罗山苗族人民抗日后备大队宣告成立，30岁的陈斯安任队长。

　　在《中国共产党琼中历史》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后备大队的工作：站岗放哨，在主要路口设置木桩、竹签等障碍物扰乱敌军，并为第三支队送情报、当向导，护送伤员和粮食。

　　“那时候，第三支队先后有百余名伤病员留在吊罗山，山上的苗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了照料、送饭等工作。”陈斯太回忆，这一时期父亲依旧没有露面，而是躲在暗处指挥，不料后来有奸细告密，诈死的秘密还是被国民党知晓。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四十六军300余人偷袭吊罗山，陈日光与20余名苗民遭捕，被关押至陵水县陵城原日军所建的油库中。

　　油库四周密闭，犹如蒸笼。陈日光等人受尽了饥饿、干渴、重刑拷打的折磨，始终拒绝向国民党当局“自首”，并反问：“我跟共产党打日本鬼子、叛国贼有什么错？我的同胞有什么罪？”

　　国民党当局又气又恼，更让他们忧心的是，抗日后备大队队长陈斯安还没有抓到。于是定下毒计，要陈日光用次子陈斯安与狱中苗民以命换命。明知儿子一来必死无疑，为了救出无辜同胞，陈日光仍狠心致书：“愿我父子同死，救出众乡亲。”

　　接到父命，陈斯安毅然奔赴陵城。狱中，父子两人忍受酷刑折磨，始终拒绝劝降。最终于1946年的最后一天，在保城河畔英勇就义。

　　“国民党不让我们收尸，父亲和哥哥的遗体被河水冲走了，一直没有找到。”陈斯太说，后来族人们按照民族风俗，给父亲和哥哥修筑了一处衣冠冢。坟冢所在，正是当年陈日光诈死修建的假坟翻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