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崖 峒主 悲情故事（作者：易大旗）

　　每个人挥别自己的少年时代开始认知人生，那段岁月都将成为最珍贵的记忆。而我的这一年龄阶段是在海南的五指山腹地度过的。后来，我一直在搜集海南的民俗故事、黎苗族人的历史和神话，我想总有一天是会用的上的。

　　一、黎族贤人——王昭夷

　　王昭夷，就是我所关注过的一位黎家杰出人物。此人之父是海南陵水县七弓峒的峒主王维昌，他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个黎族秀才之一，并世袭清朝保亭营抚黎局团总管。他是琼崖东南最大的黎族头人，年轻时曾赴广州读过基督教会学校，他肯定是该民族第一个粗通英文的人。王维昌给儿子取名“昭夷”，其振兴本族的文化抱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黎区广办学堂，免费招收本族学童，还慷慨出资保送黎家青少年上陵水县城的同仁学堂读书。儿子王昭夷就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后又转到嘉积(不但只产“嘉积鸭”，也是琼崖的文化重镇之一)的基督教会学校求学。1917年，王维昌被世仇黎人所杀----专制王朝“以黎制黎”的政治遗产，造成了黎族人内部纠缠不清的冤仇，这不过是一种历史梦魇的延续罢了。王昭夷返乡祭父，然后不动声色地回校完成学业，1922年世袭黎峒酋长，接管了父亲统领的全部黎人武装民团，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仇家的领地，将两名杀父仇人的头颅挥落，高悬于木棉树上示众......这类乎演义小说的一幕，呈现了青年王昭夷刚烈和坚忍的性格，也隐约预示了他的未来。

　　王昭夷大概无心在山中稳做世袭峒主，大仇得报后，他在1923年就渡海到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深造，他对汉文化的向往，确有乃父之风。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学以致用，于1925年返琼深入各个黎区作社会考察，并写出了一部《琼崖各属黎区调查》的学术专著。想想在20年代，能兢兢业业的潜心做学问的汉人都是凤毛麟角，更莫提一个弱小民族的年轻儿子了。这部著作至今仍是民初黎族社会最权威、最珍贵的史料。

　　完成此书后，他又投笔从戎，进入了广州黄埔军校受训，为第四期学员。同期的学友后来大都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帅，王昭夷的人生路向似乎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后来命途一个又一个的歧异点，终于将他带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二、威镇琼崖的赤色农军

　　王昭夷从黄埔军校编入北伐军当普通军士，北伐后期，国共两党发生歧见，王便返回黎山七弓峒，再任团总。时值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全海南的农民运动也成燎原之势。“四.一二”事变，国共反目成仇，海南也在“清党”。中共的党组织转入农村，发动武装暴动。

　　海南黎胞对无论什么主义和信仰都不甚了了，但对“革命”总是满怀憧憬的。他们被欺压的太久了，历朝历代传下来的族谱里都溢满了血泪。他们要出头，要翻身，要跟无论什么牌号的官府血战一场!祖先们屡起屡伏的大起义，其民族深意识化成咆哮的血潮，要洗刷世世代代的屈辱了。王昭夷和大多数左翼知识青年一样，在北伐军中已是亲共的。他受到族胞的激情感染，加上妹夫(中共琼崖地委宣传部长)的一再进言，便毅然揭竿而起，率黎族武装开进赤区，陵水农民自卫军就此升起了大旗。王昭夷为总指挥，另一黎族头人吴育中为副手。黎族农军多次击退官军的围攻，并奋起反扑，几度围攻县城。1927年7月第一次攻克陵城，穷崖第一个赤色政权就此诞生。后农军退出，却于11月再陷陵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毫无疑问，其间这位黄埔军校科班出身的王昭夷居功至伟，那时冯白驹还未冒头呢。再深究之，全中国的第一个赤色政权竟然不在湖南、不在江西，而是在海南呱呱堕地!这一小片江山不是毛泽东的赤卫队，不是朱德的警卫团，不是叶挺的教导团，而是黎族农军打下来的!这实属奇迹。自然，悲剧也由此而起。

　　不管在当时还是其后的浴血岁月里，我本人都非常钦佩中共琼崖特委以及坚持廿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他们是最顽强的一群共产党员。其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勇毅甚至超过了陕北的“红色罗宾汉”刘志丹。毕竟琼崖“土共”的斗争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都与党中央隔绝了联系，一切都自决自择。在中国的历史上，边陲地区通常是盛产英雄的。不幸的是这些赤色英雄也沾染了排斥异己的习气。王昭夷一手打下的陵城，红色政权一直存在到次年暮春。但王不单当不上陵水苏维埃主席，连副职也轮不上，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县苏维埃委员。他的农军被改编为“琼崖讨逆军第八军”，身为总指挥的他又觉得安插进来的党代表不懂军事偏要处处越权，指手划脚。诸如此类，不用说都是因为王昭夷并非中共党员。

　　赤色革命当然也会波及王峒主的利益。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革命条例，实行三七减息和重新分配土地。诚然，黎族头人与土地的关系和汉族地主豪绅不很一样，王并无切肤之痛，只是隐隐感到一种心理威胁罢了。既然心存芥蒂，形势陡变时王昭夷这位世袭大酋长封金挂印、急流勇退，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时代的哀歌

　　王昭夷大约始终没听说过井岗山之王佐、袁文才的故事，这两位最早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编入红军后被取去了首级。不过，王昭夷将要成为另一种故事的主角了。

　　1928年春，琼崖红军攻占了中国最南端的县份----崖县，中共在海南的武装斗争达到了颠峰，随即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为胜利所鼓舞，对攻城掠地乐此不疲，在强袭万宁县城时遭到重挫，东路军总指挥也告身亡。崖县易手，国民政府军开始反攻。这时中共琼崖特委坚执既定的决策，指派王昭夷为“攻崖指挥部”指挥。王对这套军事方略根本就不赞同，更对东路惨败后还让他的黎家子弟兵硬去送死深有疑虑，他便抗命离职，率本营农军返回七弓峒拥兵自重。王的作为当然被官方看在眼里，崖县县长、南路剿共总指挥王亚鸣通过关系向王峒主百般示好。与此同时，中共特委一意孤行，另组红军南下攻崖，路过陵水黎区与王昭夷联系，却吃了闭门羹。此战果然大败，仅存的百余名红军溃逃到王的地盘企图藏匿和休整。王本于恻隐之心还是殷勤接待的，不幸的是特委负责人也赶来，再度要求王出兵反攻崖县，另一方面又告诉王，特委在各县策划的暴动都相继失利，要求王拨出枪枝弹药和粮食给养接济各路红军。王对这种鱼死网破式的军事冒险觉得不可思议，他虚于委蛇，背地里开始了他的另一种命运选择。

　　与王昭夷后来所做的背叛行为相比，我倒觉得不能说成是对中共特委荒唐决策的报应。我的同情心无疑在红军这一边。惜乎“同情心”在历史中往往是不值一文的。

　　未几，王昭夷设家宴款待特委军政干部，却让家丁四下设伏，以掷酒杯为号----这都是从汉人史册上照本抄袭而来的。谁知来客也怀异心，个个短枪不离身，一出“鸿门宴”便未能开锣。但王昭夷自有应变的急智，他暗派黎家团勇在七弓河边重重埋伏，赴宴者在归途被一网打尽，红军营地也同时被连锅端，除红军连长张开泰等几人侥幸逃出生天，其余不是当场遇害，就是被俘后交王亚鸣押至崖县集体枪杀。这就是震动全岛的“保亭营大血案”。

　　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我对这一卑劣行径深感骇然，虽则回顾自身的文明史里，这类血腥故事可谓层出不穷，有时已难用“忠奸”的价值准则去衡量。须知历史上众多“成则为王”的枭雄也曾从这样的血泊里趟过来的。我只想从别种角度去观测它----这是大时代之纷乱狂暴对人性的撕裂，立身做人的道德守则已在乱成一锅粥的世道大釜中滚沸浮沉，不复辨认了。

　　红军这边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立心以牙还牙，曾设伏险些活捉王昭夷这大仇人(有点象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情节)。后又另一次伏击中击毙王的姻亲、副手、曾参加红军而又变节的黎族峒主吴育中，并将他的黎峒夷平，灭其满门。

　　激荡年代的残酷恐怖，可见一斑。

　　四、放下屠刀，未能成佛

　　国民党于“名分”上似乎要慷慨得多，它委王昭夷以陵水县长之职。但姻亲之遭报应加上其他考虑。王很快就淡出了“剿共”行动。接下来，要轮到崖县县长王亚鸣遭“天谴”了。

　　30年代初陈济棠治粤，政治渐趋清明。陈派遣精干军政队伍入琼“抚黎”，大规模惩治豪强和贪官。在琼中县就地枪决了黎族头人、恶霸王鸿照;在崖县拘捕了王亚鸣，公布其贪污罪状----显见得琼崖屡败而屡起是自有因由的。

　　王昭夷却因其学识、背景受到重用。人生几经跌宕，王峒主依然未放弃他扶持振兴黎族的理想，他再赴省府广州深造，进入了广东军政学校(燕塘军校)。

　　陈济棠的治粤政绩，历史是不会轻忘的。他发展民生及实业的思想，致使百业俱兴，为民国至中共“开放改革”前的漫长岁月跨度里最辉煌的太平时期。王昭夷目睹种种，深受感染。他一再返琼指导族人创办实业，并向南洋华侨购买橡胶苗，开创了在五指山腹地种植橡胶的先例。他在家乡广挖鱼塘，也谱写了黎人淡水养殖的历史新篇。他引进珠江三角洲的农桑经验，在塘堤种植果树。他还开办养殖场，将种种热带野味畜禽家养化，海南的火鸡(也称番鸡)也是他从大陆引进的。自然，他更加致力兴学，在其统辖的黎区实施本族儿童强制性的初小教育。他每次从省城回乡，都亲自向黎族学生训话，要求下一代学科学、讲卫生......

　　人们不难看到，王昭夷作为黎族的一代人杰，他的心路历程先后走过了“教育自强”、“军事自强”、“实业自强”的几个阶段。现代黎族文化的图谱无不留下了他坚实的足印。遗憾的是，竣酷的时代并不容让他走向理想的终点。1936年，两广联合反蒋事败，陈济棠黯然出走。蒋派入粤，原为陈派培养粤系军政干部的燕塘军校大受歧视，王被迫提前毕业，“听候分配”。1937年，日军战机多次轰炸广州，市民纷纷疏散，王亦返琼，才到海口市，即被仇人诬告“通日”，下狱后被严刑拷问，王均失口否认。不巧同牢房的一人正是“保亭营血案”中幸存的红军连长张开泰，张当然要为战友报仇雪恨，便朝夕饱以老拳。王昭夷真是生不如死，想想这也算是“现世报”。

　　直至1938年，日军登陆琼岛前夕，所有政治犯都被匆匆开释。局势已非，国共两党都各自组织抗日民团、游击队，誓与日寇周旋到底。王返乡即出任保亭抗日游击大队长，名义上属于国民党这一方的，但国共已暂息干戈，一致对外，并联手在琼海县打响了惊天动地的一仗。这是海南军民颇值得纪念的一笔。其时，王昭夷也在东南部奋勇抗击日军，不幸溃败后退入热带雨林深处。

　　海南全岛沦陷，七弓峒的黎区也遭日寇的铁蹄蹂躏。此刻，王昭夷又走到了他的一个人生转折点。

　　五、悲凉的命运终点

　　或许，人们不能忽视那位被惩治而又官复原职的恶吏王亚鸣的教唆。此人用历史典籍上“伪降”而伺机东山再起的例证，劝说岛上的多支国民党抗日武装投降。王昭夷即为其中之一。他的队伍在深山老林里虽然难以为继，但毕竟还有别种的选择，琼岛的国、共、黎、苗还有很多的志士堪为表率。然而，王昭夷最还还是选择了投降。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官篡的文史里，仍指王昭夷是“忍辱附敌”。个中理由并非仅因他在黎胞中声望甚高，不可轻侮。实际上，王任日伪保亭县维持会长，他只带一位妾侍和五名家丁往保城赴任，麾下的黎族武装则全部留在山区，由他的血亲统领，更无为虎作伥的军事活动。王的维持会主要是督导民工征派、辎重运输等等。王故意拖延，屡误军机，他还将日军运入保城的30担食盐和一批布匹偷偷转运到自己的民团辖区，以备不测。中共琼崖特委当然通过线眼注意到了，便秘密派来王的堂妹、妹夫(均为中共干部)游说他反正。王一口应允，但拉队伍树旗抗日则时机未到，他先行指示自家的黎族武装不得阻挠所有抗日游击队在本区的活动。1941年秋，王昭夷判断时不我待，着手组织族中兵丁偷袭保城日军总部，公开扬起抗日大旗。不幸举义之前东窗事发，王被捕，旋即押至榆林陆军司令部，用尽所有刑法逼供，王宁死不招，末了在电刑椅上被拷打至死。日军一开始就顾忌王在黎族人民当中的威望，所以全过程都秘密进行。王死后予以厚殓，报称暴疾身亡，还请王的家人前来领尸。王家的族人已得到线报，认定日军是想藉机诱捕，一网打尽，故坚避不出。只由在保城的远亲前去料理。棺木运回家乡，开棺验尸时发现遗骸紫黑，遍体鳞伤，面目已不可辨认......王昭夷卒年仅38岁。

　　一代黎家骄子，肉体虽遭恶死，精神却得到了善终。

　　岁月悠悠，一个弱小而穷困的民族仍在山中栖息。她后来可曾再度贡献出自己的英杰和人文理想?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留意。只知道黎族人在80年代出了个破记录的男子撑竿跳全国冠军;后来又出了个“五朵金花”之彝族演员杨丽坤的传人--黎族电影明星谭小燕。

　　“王昭夷第二”呢?只好一樽还酹江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