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史专家周济夫先生认为，在明代众多的人才中，钟芳处于上承丘濬，下启海瑞的位置上，钟芳遗留下来的诗文，对于正确勾画出明代海南历史与文化发展轨迹，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这一讲，周济夫先生将讲述钟芳的贫苦身世、求学生涯、治学理念和宦海春秋。

　　钟芳是崖州高山所人（今三亚崖城镇高山村）。崖州在明代的时候，仍然是十足的穷荒之地，钟芳的父亲钟明以卖浆为业，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浆”在古代指的是一种家酿薄酒，是平民百姓的日常饮品。

　　钟芳出身寒微，要读书入仕，自身的起点就很低，而且崖州地处琼岛的最南，荒僻之地，良师难寻，学官难遇，赶考路途更是最为遥远。要想克服这些困难考取功名，钟芳必须经历怎样的磨砺？

　　好家风和“还金寮”

　　有必要先说说钟芳的祖辈和父辈。如今的三亚崖城一带，依旧流传着钟芳父亲钟明拾金不昧的美谈，这个故事还被收在《钟氏族谱》的“钟筠溪年谱”当中。

　　原来，钟明夫妇在村边路旁搭建茅寮卖浆，以便过往行人购买。一日，有位客人路过小憩了片刻，匆忙离去时将三百两银子遗失在寮中，钟明夫妇打烊时发现后，深感丢失重金的主人一定很着急，于是一直等到深夜，才看见有个人“狂走遍觅”，还有妻子、孩子号啕大哭尾随其后。钟明询问之下，得知对方是失主后，立即将钱财归还。失主喜出望外，愿意拿出一半来酬谢，钟明说：我要是想要你的银子，早就拿回家了，还用在这里等你吗？婉谢了对方的好意。

　　父母的卓行，对少年钟芳的影响非常深刻，他后来身在宦海却能贤德高义，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与其家风颇有渊源。钟芳的良好家风由来已久，如其祖父钟京就曾在“家训”中，严格要求子孙注重家教，尤其要安贫乐道，不能让身心失守。

　　清代光绪年间，崖州知州唐镜沅仰慕钟明还金取义之举，专门修建了一座“还金寮”，并在碑记中写道：“坐视数百金，弃之如敝履，与圣人富贵浮云之心何异哉？”钟明只是一介卖浆郎，却有圣人之心！唐知州对他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年少聪慧从学名师

　　钟芳生于明代成化十二年（1476年），自幼颖异过人。相传他7岁时，祖父钟京（字锦堂）准备将家中所养的一匹马卖掉，与买方陈士郎谈妥马价后，便让孙子钟芳写一张卖马契。少年钟芳以诗代契，信手写下了：立契高山钟锦堂，西里买马陈士郎。家中早养马一匹，今年天旱马难当。聚首会面先商议，善价而沽不久长。钱马过交后不反，任君骑到罗浮山。陈士郎读后大为惊叹，便不再买马，索性将买马钱全部送给钟芳作读书之用。

　　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钟芳10岁便进入当时崖州的“州学”读书，弘治十四年（1501年）中举人第二名，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二甲第二名。

　　钟芳的成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也离不开名师的点拨和赐教。在钟芳的《祭东崖纪公文》、《祭纪东崖文》和《东崖先生纪公墓志铭》等诗文中，多次提到的“纪公”便是钟芳的恩师。这位“纪公”名为纪纲正，是个饱学和有才之士，可惜仕途不顺，参加科考屡屡落榜，于是退回乡里，结庐授学，自题“东崖”。

　　周济夫说，纪纲正不但重视教授学问，还十分注重培养礼节，不急功近利，“先礼节而后文艺，务敦本实而不急其名”，看来纪纲正还是个“素质教育”的提倡者。《东崖先生纪公墓志铭》中还写有“崖之学者多出其门”，想必纪纲正是当时崖州的名师，琼台守帅甚至慕名重金聘请他到府城教育自己的子女，而钟芳出自纪纲正门下，岂不是应了“名师出高徒”的说法？何况钟芳本身的底子就不薄。

　　在《祭纪东崖文》中，钟芳对纪纲正的评价很高：“先生积学渊宏，秉心刚毅。怀玉不售，卒老遐荒。”并对纪纲正的苦心栽培，感恩不已，“每阅鄙文，误蒙奖许。岂惟成物之效，实荷知己之明。兹叨宠荣，敢忘攸自？”从中也可以看出，纪纲正还是一位善于赏识和激励学生的好师长。

　　崖州学子求学四难

　　曾经校点过钟芳著作《钟筠溪集》的周济夫先生，发现其诗文中多次说到崖州人求学之难。

　　首先是生存之难。钟芳的《崖东王氏族谱序》写道：“予惟崖处穷壤，民生甚艰，日以操兵备寇为事。”在这种贫困和动荡的环境之下，崖州人尚能“士竞力学”，读书考试要与琼州府所在的琼北地区抗衡，殊为不易。

　　其次是得师友之难。钟芳在《东崖先生纪公墓志铭》中提到：“崖距京师万余里，俊髦间出，师友难其人。”不过，钟芳倒是很幸运，能够出入纪纲正之门，从师学业。

　　再者遇学官之难。钟芳的《怀督学朱公》一诗有自注，称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省督学还渡海周巡，其后便托言崖州瘴疠染疾，次年督学只到万州调考；后又托言琼州海峡有海和尚登舟攫人，自此督学干脆不再渡海，只在雷州调考。这无形中增加了崖人乃至琼人仕进的难度。

　　还有就是赴考路途之难。钟芳在《送慕容廷进还乡序》中说：“琼在广南海中，洲居，崖又居琼之南，距广三千里。由崖来者，陆行旬日乃达于琼，渡海倍旬乃达于广。”“行者弗胜劳，则往往由海，海涛汹涌如叠嶂，望之眩悸，颠冥累日，其险危又有不忍言者。”何况距离京师更是“万有千里”，路途之难真是难于上青天。

　　钟芳能够适应和克服这种种艰难险阻，从海南岛最偏远的琼南大地脱颖而出，成就一番功名，更是不易中的最不易。

　　从“黄芳”到“钟芳”

　　熟悉钟芳的专家学者都知道，钟芳考中进士时，皇榜上的名字是“黄芳”而不是“钟芳”。这是怎么回事呢？道光《琼州府志》的钟芳传略中，说是“少育外亲，因黄姓，后奏复焉”，按此说法，钟芳小时候是由黄姓的外亲抚养成人，所以才改姓“黄”的。

　　周济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因为他在钟芳《复姓拙稿》一诗的附文中，看到钟芳自己的解释：“不肖祖籍钟氏，元末从宦，自虔祖崖民也，其隶戎籍，异姓逮也，异姓显而本宗遂微，殆百年矣。”

　　原来，钟芳祖上在元代是军人出身，从其先祖钟虔开始，便迁移到了崖州，属于军籍户口。他写的《钟氏族谱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述，这说明钟芳一家改从异姓已有百年之久了，并不是从他小时才开始的。至于是什么原因，使其依从异姓，因记述中语意较为模糊，一时还说不清楚。

　　“黄芳”中进士后，曾三度上疏申请恢复“钟”姓，终于得到了皇帝的许可，同时还解除了他原先的军籍。对此，钟芳欢欣之余，谢恩不已。

　　钟芳入仕之后，在学术和政事上有何建树呢？敬请关注下一篇的讲述。

　　从明代正德三年（1508年）开始，钟芳先后身在宦海26年，其间有沉有浮，但却没有波澜跌宕，大起大落。在“仕而优则学”的封建年代，钟芳也在繁忙政务的闲暇时光中，钻研学问，勤于笔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钟芳悲悯的仁政思想和客观的治学立场，仍有许多积极和有益的因素，值得细细品味和以史为鉴。

　　这一讲，我们继续请海南文史专家周济夫为大家解读钟芳，讲述其政治生涯和理学光芒。

　　宦海生涯飘忽不定

　　25岁中举人，32岁中进士，钟芳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算得上畅通无阻，比起他的恩师纪纲正先生来，不知幸运了多少倍。考中进士二甲第二名后，钟芳随即被选为“翰林庶吉士”、“编修”。周济夫先生说：“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这对钟芳来说是重要的一步，但其后却并未一帆风顺。”

　　不久，钟芳便因不合流俗而被贬为宁国府“推官”。但是由于他精于吏治事宜、能破陈年积案，再度远近闻名。正德七年（1512年），钟芳升为漳州府“同知”，不久代理知府。其敢作敢当，在平定漳州寇乱、整治考核官员和捉拿豪强恶霸等方面都有所作为。

　　正德九年（1514年），钟芳升为南京户部“员外郎”，后又到南京吏部任职，然后转为“考功”，负责甄别官吏的优劣。他的上司刘春、罗钦顺当时都很听从他的意见，并因此授予其实职。

　　正德十六年（1521年），钟芳升任浙江“提学副使”，考核生员以“敦行力学”为上。这很像纪纲正的风格，可见恩师对他的影响何其深远。

　　嘉靖二年（1523年），钟芳升为广西“右参政”，为官府平定多处叛乱提供了不少计策。尤其是在嘉靖四年（1525年），钟芳亲自下文征召数十只小客船，打通了当地断藤峡阻隔近70年的交通，足见其胆识过人。后来，有个部落再次叛乱，久征不下，朝廷命令王守仁（即王阳明）领兵征战，钟芳又献上“分置土官”之策，不动一刀一枪就平定了反叛。

　　其后的钟芳在担任江西“左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南京兵部“右侍郎”时，都有过人的政绩。嘉靖十二年（1533年），钟芳改任户部“右侍郎”，调往北京，总督太仓，大举漕政。当时山西大同军乱，钟芳上疏奏请只诛叛逆，招降胁从，但与当道不合，因此遭到贬谪，后才奉旨复职。

　　综观钟芳的宦迹，先后有北京、福建、南京、浙江、广西和江西等地，为着政事，钟芳飘忽四海，其间的劳苦愁烦可想而知。1534年，钟芳获准告老还乡，居家十年后病逝，享年68岁。

　　为政思想仁民爱物

　　周济夫说：“钟芳出身寒微，自小目睹地方的动乱不断、百姓的朝不虑夕，而琼人读书与出仕的不易，也使得他历尽了艰难。这对他入仕后形成同情民生疾苦、意欲施行仁政的思想和刻苦砥砺、真知力行的学风，起到了切身操练的帮助作用。”

　　从1508年走上仕途，到1534年还乡，钟芳为官将近30年，仁民爱物的为政思想贯串始终，并处处体现在其诗文当中。

　　“夫政以顺民欲恶为要”、“而以惠泽及物为贵”、“夫仁者不负其民”、“非仁民无以伸事上之义”，钟芳的言论强调治理民众要施行仁政，并主张仁政的要义在于减轻徭役，精兵简政，谨慎用刑，“大抵此时民穷财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政以敷治，刑以辅政，政所不及，不得已而后刑”。

　　在处理官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钟芳也认为不可多杀。他在《琼山县平黎记》中写到：“予昔参广西政，每憾多杀不能已乱，徒以长乱”，认为杀人多多并不能制止动乱，只能增加仇恨和动乱。在一些书简中，他也表现出“善杀不如善怀”、“才有一毫上首功，喜多杀之意，则与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佑”的仁者之心。

　　理学名士汗青流芳

　　钟芳和我国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钟芳考中进士的正德三年（1508年），正好与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同一年。后来，他们还有过比较亲密的交往。

　　周济夫研究发现：“除了嘉靖四年在广西共事，一起平乱之外，此前的正德五年至十一年（1510—1516年），两人在江西、南京也应有过交往。所以，王阳明在江西南安逝世后，钟芳曾撰文祭奠他。”钟芳在祭文中自述“某岭海末学，忝在交游，宦迹所经，每亲绪论。”

　　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也就在正德五年至十一年这段时间。周济夫说，王阳明“心学”对程朱学派的大胆异议，特别是它所带有的思想解放的锋芒，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反对他的人固然很多，而赞同和追随他的人也为数不少。钟芳作为一名笃信儒学的士大夫，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从《钟筠溪集》中保留的书简、赠序和论文来看，钟芳当时交往的著名理学家并不止王阳明一人，他和罗钦顺、王廷相等都有颇深交谊，对当时有争执的理学问题都曾往复论难。

　　罗钦顺对钟芳尤为推重，他的理学专著《困知记》就特意请钟芳作序，而钟芳写给他的书简中也有三封专门讨论理学问题；王廷相的《慎言》一书和诗集也是钟芳作序。周济夫中肯地说：“这些都说明钟芳在当时理学界的声誉和地位，所以，与他同时的海南名贤林士元认为，钟芳与罗钦顺一样，都是可入选《国朝理学名臣录》的人物，评价不可谓不高。”

　　治学态度谦冲客观

　　据周济夫介绍，中国的儒学，到宋代进入了理学的发展阶段，其主流是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但与朱熹同时，也出现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不同声音；到了明朝中期，随着王阳明的崛起，正式形成了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体系。一般地说，钟芳的理学思想属于程朱一派，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通读钟芳有关理学的论述，就会发现，他在维护程朱一派理学正统的同时，并不全盘否定陆王“心学”的观点，而是持存而不论甚至兼容折中的态度。

　　钟芳的这种态度，在其《祭王阳明文》中表现最为明显。他先指出王阳明学说的“求言自近，实践精思，力排多闻，专务守约”“贰于程朱”，“于程朱之说每多龃龉”，但同时又承认“存诚涵养，正惟孔氏家法，要其指归固不出程朱范围内也”，“盖其过激处于圣教未尝损，而鞭辟近里处于学者则有益也”，从而主张“退而取其大旨，略其异同，循其所可循，而不辨其所不必辨”。这是一种颇为客观的治学态度。

　　譬如，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和陆九渊都主张先知后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钟芳则说“知以利行，行以践知”，“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学无大小，以行为本”，更加强调实践的意义。

　　周济夫认为钟芳的理学思想，出入于程朱和陆王之间，欲取两者之长而融会贯通，追求实学的趋向比较明显，在部分士大夫醉心于“心性”之学的明代，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钟芳思想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比较鲜明的唯物的倾向。他对宋代儒士陈同甫大讲“天道六十年一变”之事，词气激烈地指出“人臣告君，唯当匡之以义，不当眩之以天数”。他在《潮汐》一文中说“潮为地之嘘吸”，也有点接近“地心引力”的说法。这些都是其思想中的过人之处。

　　钟芳学问博大而又精深，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诗文之外，还著有《学易疑义》、《春秋集要》二书，时人称他“为学博极而精，虽律历医卜之书，靡不贯通”。

　　主讲专家 周济夫

　　海南文史专家，省作协会员，曾校点丘濬《大学衍义补》（与人合作）和钟芳《钟筠溪集》，主要著作有《椰荫诗话》、《苏轼谪琼诗选注》、《石竹斋集》、《琼台小札》、《琼州杂事诗补注》、《济夫诗词抄》和《琼台说诗》等。

　　天涯热土，崖州大地，不但是历代官员的贬谪之地，也养育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本土人物。明代正德三年（1508年），考中进士二甲第二名的钟芳便是其中一位崖州骄子。他曾在全国多处为官，最后官至户部右侍郎。但钟芳一生的成就不仅体现在仕途，还表现在学问方面，他的生平事迹，与同时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海南琼山人唐胄有相似之处，二人都是学问与事功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