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小组指挥官辛劳布在八所战俘营前。(资料图片)
营救人员走进战俘营。(资料图片)
昆明-八所
特战小组成员跳伞后,飞机投下物资。(布兰登供图)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特别报道
1945年8月27日,由8名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的特战小组,从云南昆明出发,乘军用运输机飞往海南岛,在八所实施了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空降特种作战任务,营救自1942年11月以来被监禁在那里的数百名澳大利亚与荷兰战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
这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作为终结。
在这一年的8月27日,由8名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的特战小组,从云南昆明出发,乘军用运输机飞往海南,在东方八所实施了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空降特种作战任务。“鸽子行动”的目的,是营救自1942年11月以来就被监禁在那里的澳大利亚与荷兰战俘。
在东方空降6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来自澳大利亚的布兰登·沃莱尔先生目前正在海口筹办“纪念东方空降65周年图片展”。从布兰登的介绍中,记者了解到当年那场发生在海南东方的惊心动魄的战俘营救行动。
飞向海南岛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十二天,也就是1945年8月27日,一架C-47运输机从昆明出发,机舱内有9名背着伞包的军人,他们是美军派往海南执行营救战俘计划的营救小组,其中有John K Singlaub、Woods、Yompuku、Bradley、Walker、Breakey、Peter Fong、Denneau、Healy。
执行这次任务的负责人约翰·辛劳布上尉,在退役后的自传中回忆当初接受营救指示时写道,在昆明总部,上级向他解释了任务的迫切性:“几个月来,日军有可能因为战争失败,而对关押在偏远地区的盟军战俘进行屠杀,以掩盖日军虐待战俘的暴行。”
布兰登告诉记者:“营救活动是1945年8大的最后一周,由美国战略情报局发起的。虽然当时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但有的地区战争仍在继续,日本士兵们依然拒绝交枪,有情报称,仍有战俘被处决或饿死。”
在海南实施的营救任务并不孤单,当时,特殊营救小组在中国设有盟军战俘营的8所城市相继实施救援计划,而这些任务的代号,均冠以不同禽类的名称。
广东的信天翁行动,台湾的金丝雀行动,沈阳的北美红雀行动,山东潍坊的鸭子行动,哈尔滨的火烈鸟行动,北京的喜鹊行动,还有上海的麻雀行动,加上海南的鸽子行动,8支承担特战任务的小组,分赴中国各个地区,尝试着营救战俘的生命。
临行前,辛劳布队长在昆明和他的指挥官推断,日军不大可能尊敬一名上尉,也不大可能尽力援救战俘,因此,辛劳布此行要假扮少校。战场上,当战争中军队建制被打乱、无法判断职务高低时,军衔的高低将决定着指挥权。
担负着运输任务的C-47运输机,在二战期间曾为盟军提供了高机动性的空中运输能力,在各场战役中被广泛采用。在布兰登提供的一张鸽子行动飞行路线上,清晰地标注着C-47飞行线路,从云南的昆明出发,经过云南红河州,飞越越南的海防,穿越北部湾,鸽子行动小组希望能躲过日军的雷达。
几年后,辛劳布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我感觉像是去化妆舞会,但当时我想尽一切可能促成援救行动的成功,确保队员们能活下来。”
27日上午10:30,C-47飞机飞到了东方的北部,辛劳布从飞机空中侦察的照片中,认出了这一区域,他命令飞行员紧急右转。
艰难的空降
辛劳布果断下令跳伞,9名队员中,有5名从未有过跳伞经验,然而他们必须以低于标准的高度降落,以减少被日军击中的可能性。
当时,参与鸽子行动小组成员都明白,如果特别行动被日军发现,他们以及八所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都有可能会遭到日军屠杀。
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同时表示鸽子行动小组无意挑起战争,辛劳布命令他的士兵们不要携带盔甲和枪支,他们唯一的防身武器是挎在腰间的自卫手枪。
从只有五六百英尺的高度跳伞十分危险,在着陆时,鸽子行动小组有两名队员因此受伤。
布兰登告诉记者:“着陆时翻译Yempuku下巴血如泉涌,Woods因头部受伤而昏迷。但他们俩都很快恢复过来,Woods用自己的相机拍下了这些画面。”
因为担心被日军击落,C-47的飞行员投送完队员后,进行空中调头,在第二次投递包裹时,将飞机开得极低,结果包裹都散开了。
“仅有的两个无线电发报机、药品以及食物在空投时都损坏了,他们和昆明总部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布兰登说,更糟糕的是,队员还没来得及思考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日本人已经手持着武器,开着两辆卡车来到了他们空降的现场。
“有的队员还没摆脱第一次跳伞后的惊恐以及疼痛的外伤,就遭遇到了挥舞着利剑、紧握武器的日军中尉。日本军官开始咆哮,质问这些外来者是什么人,其他的士兵也举着枪,慢慢逼近队员。”布兰登掌握的一本回忆录中,谈及了当时空降后剑拔弩张的场景。
双方对峙中,当地的村民也来到现场,场面变得异常混乱。辛劳布把自己当成少校,他要求日本尉官命令日军保护鸽子行动的士兵以及物资,并将包裹都搬到那两辆货车上。
“这是一场严峻考验,如果日本军官服从命令,那我们就好办了。敌军中尉终于下令,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士作出回应,我们取得了这场奇怪战役的首次胜利。”辛劳布在回忆录中谈到。
进入战俘营
降落之后,行动小组被日军严密监控在一所房子内,日军士兵拿着枪在外面守卫,队员们担心给他们的食物有可能是有毒的。
辛劳布和队友们都明白,如果想要成功,只能用智慧而不是使用武器。30年后,辛劳布在信件中写道:“我们到海南执行的任务,是我服役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让那么多勇敢而深受折磨的人获得自由,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第二天早上,鸽子行动小组同一位从三亚赶来的日本上校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然后又同澳大利亚和荷兰战俘首领进行了交谈。此时,他们意识到,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又有虚弱的战俘失去了生命。
布兰登告诉记者,面对日方的消极,鸽子行动小组决定立即采取行动,队长辛劳布站了起来,瞪着日军上校,通过翻译Ralph下达命令,必须马上打开牢门,把食物和药品拿进来。
空降八所一天之后,行动小组终于获许进入战俘营。不管日本军官如何试图让战俘营看上去感觉不错,但仍然无法掩盖事实的真相。
在囚禁了1000多天之后,老弱病残的战俘终于可以走出监狱,看到那些解救他们的人。
“我们走进草棚,一阵臭味扑鼻而来。成群的苍蝇……他们没有一个人体重超过一百磅,每个人都眼眶深陷,大多数人身上都有化脓的伤口,医院的条件惨不忍睹,那些病人万分痛苦地躺在从木板箱拆下来的木板上,水肿的躺在一边,痢疾的隔开在另外一边。”
就在鸽子行动小组空降后的两天里,不断传来战俘死去的噩耗。布兰登说:“当时关押在东方的荷兰籍和澳大利亚籍的战俘劳工,是在印尼安汶被俘后,用船运往海南的。澳大利亚籍战俘是海鸥部队的成员,原来人数为1131人的海鸥部队士兵,809人成了战俘,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多数人在八所的战俘营中死亡,只有不足四分之一的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国。”
鸽子行动小组迅速组织战俘转移工作。8月29日10:30,行动小组进入战俘营一天后,前往三亚的50名荷兰籍战俘坐火车离开了战俘营,其中15名是被抬着走。
4名行动小组成员护送转移的战俘,因为路途上遇到火车脱轨,直到8月29日20:15才到达三亚,救护车把战俘带到了日本的海军医院。
随后,澳大利亚的战俘们也乘火车撤离到了三亚。
1945年,这些被解救的澳大利亚战俘从海南回到了墨尔本,人们争相走上街头庆祝他们的归来。
(感谢耿宁蔚女士对本文写作给予的帮助)
新闻链接
此次筹办“纪念东方空降65周年图片展”的澳大利亚人布兰登·沃莱尔先生,2005年曾在海南一所外语学校工作,并因此与海南结缘。如今,布兰登致力于研究日本侵略海南的战争史。
记者了解到,图片展目前正在紧张筹备中,省博物馆将免费为其提供展览场地。展览预计在8月27日,也就是空降东方65年纪念日当天举行。
布兰登自费筹备本次展览,需要支付相关版权费、装裱费等,虽然目前经费问题仍困扰着他,但布兰登坚定地告诉记者,“他们的故事是勇气、牺牲和国际合作的完美体现。今天,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提醒着我们,能生活在和平昌盛的年代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而为了筹备此次展览,布兰登先后采访了澳大利亚复转军人服务团、澳中协会、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海鸥支队等机构相关负责人,查阅和参考大量书籍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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