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书信来往。海南日报资料图片

宋子文与长女宋琼颐。海南日报资料图片

吴景平。王凯 摄

　　宋子文有着传奇的家世，其求学历程、政坛经历、人际交往等方面，也有着丰富的内容。以往对他的评价中，多是作为“中国四大家族”代表人物、中国大资产阶级代表、国民党政府亲英美派等。可以说，基本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早年在写作《论国民党转向抗日的传统原因》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与宋子文有关的资料文献，这些资料内容相当丰富。

　　近日，吴景平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到：“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不能简单定论，在尊重前人已有成果，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我在研究中对宋子文有一个全新、全面的概括和再认识。”

　　海南周刊：在研究宋子文的过程中，您曾数次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找资料，有什么样的收获？

　　吴景平：200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马若孟教授和郭岱君研究员到国内找到我，告知有关宋子文的档案将有新的公布。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在这之前，与宋子文相关的资料是不公开的，而掌握与宋子文相关的一手资料，对研究工作非常有益。

　　我从2005年之后，连续4年去胡佛查阅档案，将近10万页的与宋子文相关的档案过眼一遍，令我感叹不已。我们以往认为基本史实已经非常清楚的环节，从宋子文公开的档案中都可以发现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与曲折性。

　　海南周刊：借用您的话来说，宋子文是一位经历十分复杂的人物，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是什么？随着一些资料的解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吴景平：宋子文在他的时代，是一位比较早接触西方世界的人，他希望把西方的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中那些进步的东西拿来，引入中国。在这个拿来的过程中，宋子文可能把一些问题想得简单化了。因为国民党、国民政府并没有照搬西方制度。中国没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国民党的基本制度也不能说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宋子文对国民党的政体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对政治基本框架的设计、对政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有自己的观点。

　　以往对宋子文的评价，基本持否定趋向。我尊重这些意见，那是前辈学者或政治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能够给予的评论。但我不赞成两种做法：第一是简单重复，当年批评的话，我们今天再重复一遍，重复给后人听，这并没有意义；第二，我也不赞成简单的推翻，认为宋子文完全错了。我认为要具体分析，因为我们通常所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对他们的评价不是一个肯定或否定的问题，而是要尊重这段历史，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这是我们今天应当有的态度。

　　客观地说，宋子文在国民党内部还是比较开明的，他在西方接受教育，思想观念比较西化，对于在近代中国建立较为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在日本侵华期间争取国际援助、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海南周刊：美国出版的《宋家王朝》，开篇就说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认为宋子文的资产多达数亿美元。关于宋子文的财产状况，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吴景平：宋子文的档案是宋子文自己保留的，这些文献并不是宋一生中所有的文献。从时间来看，这些文献是宋子文后期的资料，从1940年代开始，而在这之前的档案信息较少。这些文献中，公务性和个人性非常强。从宋子文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从1940年代他作为特使驻美，后来又以外交部长身份驻美，他对这一时期的文献都非常重视保存、保管和整理。

　　这些文献还有一些所谓隐秘隐私的部分，也有一些公开的部分。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档案里记载的的资产总数并不多，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海南周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家族”借抗战敛财，您是如何看待宋子文是贪腐还是廉洁的？

　　吴景平：国民党政权最后肯定是因为腐败、逆民心、倒行逆施而倒台的。然而，国民党也曾经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包括对经济现代化、政治进步等方面的努力。但是，这个政党到后来出了很大问题，一方面是制度方面的问题，既有个人的责任，也有作为政党整体的责任，还有历史的局限性。

　　我在看了很多资料以后，逐步理解在那样的制度下，国民党的高官、掌握大权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对待宋子文的评价，我个人认为首先是个史实问题，我们通过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现如果宋子文是一个贪腐者，他就应该把贪腐获得不正当利益作为自己主要追求目标，而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看，就不可能出现与蒋叫板的情况发生。如果宋子文一心贪腐，那他就应该想方设法得到蒋介石的欢心，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保住自己的官位。而事实是，宋子文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则与蒋介石互相提防。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把持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整整10年，蒋介石到后来不得不启用宋子文，只给了他做外交部部长，而没给财权。蒋介石认为，如果给宋子文财权的话，会对自己在财政上不讲预算，扩大开支的做法有极大妨碍。

　　我们以往对宋子文也好，对四大家族也好，批评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因为正是这一时期，中国获得了大量美援，而这些援助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用于正当的用途，没有用于抗战或公益事业。而会不会进入高官的口袋或流入四大家族的账户，是舆论质疑的焦点。

　　这个时期，宋子文并不分管财政，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的职务被孔祥熙牢牢把持。孔与宋两人互相提防，互相猜忌。宋子文在美国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援，而这些援助最终都要在财政部与央行的控制之下，宋子文在这方面是没有支配权的。

　　我们还可以找到宋子文对个人财富不那么重视的例子。比如说，他的属下因公去世，要给予抚恤金。宋子文答应要给，但这个事情却没有办，过了一年后，家属来问原因，宋子文知道后表示，既然我们答应给了，那就从他个人的账户中拨款给予发放。

　　此外，宋子文在美国谋求美援时成立国防供应公司，虽然开办费用、基本运作费用由政府提供，但其开支远远不够。在宋子文的档案中多次提到，政府给的钱没到位，或政府给的钱不够，但要维持机构运作，怎么办？宋子文就从其在中国银行的账户中先垫付相关费用。

　　海南周刊：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关系如何？

　　吴景平：蒋介石与宋子文两人，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相同的地方。在国际上，有关中国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中国在世界上应有地位方面，他们是一致的。

　　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的差别性就大了。比如史迪威事件中，我个人认为蒋介石在这件事中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应对之道，而宋子文则表现出了非常率真的性格与很强的原则性。在宋子文看来，关于史迪威的很多举措已经极大损害了中国领导抗战与指挥抗战运作机制的有效性，在与美国高层打交道时，中国政府应有的尊严受到了极大损害，再继续妥协下去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用人之道是持有保留看法的，他认为蒋介石的用人方法过于简单，并且蒋介石对他人的尊重不够，宋子文也不会因为恋位而放弃原则，因此与蒋介石之间形成隔膜。

　　宋子文曾表示，作为外交部长，他却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不能离开重庆。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宋子文想到美国参加一个重要的外交会议，他却不能和蒋介石直接提这个要求，他已经没有信心和蒋介石进行沟通。这时，宋子文只有通过弟弟宋子安向宋霭龄提出这个想法，宋霭龄再告诉孔祥熙，继而由孔向蒋介石转达宋子文想去美国的愿望。然而，蒋介石却不同意宋子文的美国之行，孔祥熙再告诉宋霭龄，宋霭龄告诉宋子安，最终才传递到宋子文耳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高层之间人际关系存在很大问题，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不能得到有效沟通，这种信息传递的体制已经失效。国民党政府垮台的端倪，在抗战后期已经显现。

　　海南周刊：最后，能否请您谈谈宋子文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

　　吴景平：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民主义的论述，在那个时代被一大批国民党和中国人所推崇，成为当时救中国的革命真理。

　　宋子文先后在圣约翰、哈佛和哥大的求学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阅历尤其是政治生涯影响很大。1917年，结束美国的留学生涯后，宋子文回到祖国。二姐宋庆龄建议他到孙中山新成立不久的南方政权，或可对国家和社会有所报效。

　　宋子文最初出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后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筹备员、中央银行副行长、总裁。宋子文出色的理财能力，不断得到孙中山的赞赏和重用。

　　孙中山对金融体制的思想、对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关系的问题等，都被宋子文在随后的政治生涯中所践行。

　　吴景平：199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以来，吴景平数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批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出版专著《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和《宋子文思想研究》等。（魏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