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桥起义旧址，在文革中已被拆除，现在只有前后两棵见血封喉老树依然矗立在此处。记者 苏晓杰 摄

　　站在三亚市海棠湾镇（原藤桥镇）军田村前，隔着田洋，可以望见不远处的东线高速公路。

　　村子很安静，难以想象84年前的“藤桥起义”就在这里举旗。

　　6月10日下午，在村民王康才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当年起义的出发点——该村一座古庙的遗址。庙已不存，原址种上了芒果树，旁边两棵高大的见血封喉树引人注目。

　　王康才说，古庙在“文革”期间被毁后一直没有重建，不过这两棵百龄见血封喉树，是找到遗址的最佳标志。

　　酝酿

　　1927年，国民党海南当局发动了“四二二”事变，共产党组织撤到农村，暗中组织武装力量，寻找机会反击。5月初，就有藤桥人张开泰、詹行城、陈保甲和文昌人王植三，转移到当时属崖县三区管辖的藤桥墟活动。

　　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蔡衍宗告诉记者，1980年代，三亚市党史研究部门曾多次寻访“老革命”，请他们回忆起义细节。据王植三生前回忆，他先是到张开泰的家乡风塘村当小学教师，陈保甲则在村里主持办起了平民学校，组织青年农民读书识字，还通过教唱《少年先锋队歌》和《国际歌》来宣传革命道理。不久，他们又来到人口更多的洪李村，不但办平民学校，还组织了规模更大的农会和妇女会，不久后藤桥各乡村均成立了农会。

　　为了获取武器，张开泰等派8名青年打入当地的红土坎盐田实业团（该组织有不少枪支），当上盐警，计划择时策反，把枪支夺过来；他们还得知当地上段村有个类似于天地会、兄弟会的秘密组织——“维持公正会”，人数300多人，成员都是附近村子的农民，于是，张开泰4人找到首领蔡启明，要求入会，得到了应允。他们在这个农民帮会中挑选出骨干，组成农军，进行军事训练。受到军事训练还有各个农会的农民队伍。

　　11月中旬，琼崖特委代表李茂文和张良栋来到藤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他们在军田村外的草地上开会，谋划在当地举行武装起义。中共崖县三区委员会也在此时成立，张良栋被推选为书记，张开泰、詹行城、陈保甲和王植三为委员。

　　起事

　　1927年11月25日，陵水农军占领陵水县城，藤桥方面决定响应陵水暴动，攻下藤桥墟。李茂文到崖城向地下党组织传达了准备武装暴动的消息，陈保甲等人则到红土坎盐田和灶子民团，夺得枪支18支。

　　11月30日，义军在军田村集中。李茂文、张良栋腰挂盒子枪，站在起义队伍前，动员人民起来拿起武器，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动员会后，队伍在李茂文、张良栋、张开泰、陈保甲的带领下，兵分两路开赴椰子园和龙家坡村，惩治土豪恶霸、反动民团团长龙鸿标和朱仕拔。

　　12月1日凌晨，起义队伍向藤桥墟进发，包围国民党崖县三区警察署，由于行动出其不意，农军很快就俘获30多名警察并全部缴械，署长邢诒炳夺路而逃，起义取得初步胜利。

　　第二天，中共崖三区委为了稳定局势，拖住商团，发动“维持公正会”会员以及农军500多人，手持大刀、长矛，肩扛火药枪，集结到藤桥墟列队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并对商家们宣传：“农民是反国民党反动派的，商家们可以安心做生意，不要误会。”借此防止商团动乱。同时，起义队伍派员到陵水新村港向东路工农革命军指挥部报告情况，请求派兵援助围攻藤桥商团。

　　12月6日，东路军总指挥徐成章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进入藤桥，配合农军围攻藤桥商团，战斗进展顺利，最终缴获50多支步枪。至此，藤桥武装起义取得完全胜利。

　　起义胜利后，崖三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选举李茂文为主席。这是崖县的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行政机构就设在国民党原先的警察署，前门还贴了一副对联：“忍不住双层压迫，不怕丢一颗头颅。”

　　南征

　　1928年1月上旬，琼崖特委下令徐成章率部继续南下攻打三亚和西进夺取崖城。为此，李茂文和张开泰还深入黎村，发动了1000余人的黎族农军队伍。据王植三回忆，黎族农军在南征前，还按自己的风俗，杀牛饮血，宣誓配合红军攻下三亚港。

　　时间来到中旬，东路红军正式向三亚进击。看到敌人的防御工事比较坚固，徐成章便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派遣黎族猎枪队向敌阵地开火，然后佯装败走，诱敌出击。敌人果然中计，打开工事追赶，徐成章便率领短枪排，乘机占领敌人的防御工事，主力部队随之冲进三亚港。国民党崖县县长王鸣亚眼看大势已去，带领残余部队从海上逃跑。

　　就在徐成章准备挺进崖城之际，他收到了特委的三封急信，令他回师陵水，然后一路北上，攻打海口。东路军大队人马撤走后，藤桥兵力大大削弱。

　　保卫

　　这年2月底，王鸣亚纠集被打散的部队，不断向藤桥进攻。保卫藤桥成了崖三区苏维埃政府的当务之急。

　　有一次，敌军自恃人多势众，来到竹络岭、岭脚塘一带。苏维埃政府组织红军补充连、农军、赤卫队阻击敌人，经过激战，敌军惨败溃逃。此役打死、打伤敌人30余人。

　　王鸣亚经此惨败后，恼羞成怒，便从羊栏、妙林、马岭等地纠集民团卷土重来，扰乱田尾、龙江，企图推进风塘，进而侵犯藤桥。这时，一度东上参战的红军补充连已返回藤桥，军民一起又给敌人迎头痛击，并追赶敌军10余里，在田尾村与敌展开激战，敌军死伤惨重。红军补充连连长陈保甲腿部中弹负伤，农军排长朱运丁不幸阵亡。

　　3月初，王鸣亚又组织2000多敌兵分海陆两路进攻藤桥，军民英勇奋战，死守藤桥12个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不得不于3月16日晚上奋力突围。藤桥保卫战失败。

　　3月19日，武装起义的队伍和群众300多人，撤到保亭营（今保亭县城），但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惨剧。

　　一周后，队伍落入叛敌的陵水农军指挥、黎族头人王昭夷的圈套，李茂文、张良栋等人遭到伏击身亡，100多人被捕后遭枪杀，其余人员则被打散。

　　藤桥武装起义从胜利到保卫失败，先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从表面上看是失败的，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对于红军来说，却积累了战斗经验。一年之后，从王昭夷眼皮底下脱险的中共崖县三区委领导人张开泰（1905-1978），又回到藤桥附近的仲田岭，建立起革命根据地。

　　仲田烈焰满山岗

　　在回顾藤桥起义被镇压下去的那段历史时，三亚党史工作者总结的几条教训中，有一条就是：缺乏斗争经验，警惕性不高，过于相信王昭夷，没有发现他与王鸣亚勾结。

　　李茂文（1898-1928），是被王昭夷杀害的起义部队职务最高的领导人，他担任崖县县委书记和崖县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而在此前和此后，他的哥哥李茂秀和弟弟李茂松也先后遇害。敌人甚至还将其家人全部逮捕，烧光他老家藤桥岭头坡村的房屋。

　　在海棠湾镇军田村，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蔡衍宗指着村后的几间老房子对记者说，李茂文的家人被关在崖城的监狱中，敌人给他们吃的，不是饭而是马屎。房屋被烧后，李家的族人预感到岭头坡村住不下去了，便举家搬到军田村附近定居。

　　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曾经与徐成章一起打下陵水县城，建立起全岛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王昭夷叛变革命，将屠刀伸向共产党呢？

　　“除了当时国民党崖县县长王鸣亚派人拉拢他之外，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选不上陵水苏维埃政府主席，于是对共产党不满。此后他还在陈汉光的指使下，带兵在陵水、万宁等地‘清剿’共产党。”蔡衍宗说，“日军侵琼后，王昭夷当过国民党保亭县抗日游击大队长。1940年4月，他又出任‘保亭县维持会长’。此后，共产党不计前嫌，成功动员他共同抗日。1942年冬，王昭夷因事情泄露被日军诱杀在榆林港。”

　　尽管藤桥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在那艰苦卓绝的年代，共产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1929年3月，从保亭突围的风塘村人张开泰回到家乡，恢复了崖县三区区委、苏维埃政府和农会，并在藤桥附近创立了仲田岭革命根据地。

　　区委还派员到保亭地区搞黎民运动和兵变工作，在宣传和鼓动之下，王昭夷的部下王德禄、王德祥兄弟带领45名士兵，携带武器投奔共产党的队伍。

　　仲田岭位于在三亚、陵水、保亭交界处的甘什岭山脉正东面，南面是滨海平原，东向六连岭，西连尖峰岭，北入五指山，方圆100多平方公里，山不算高，却是当年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曾被誉为“小小井冈山”。

　　据记载，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崖县的共产党组织重新恢复革命活动，他们不断在崖城和各墟镇散布传单，张贴标语，甚至携带传单潜入国民党崖县政府散发，使王鸣亚提心吊胆，寝食难安。于是，当地有人写了一首诗，夸赞共产党，夸赞牺牲的李茂文兄弟：“茂文沙场洒热血，茂松刑台斗志昂；开泰接旗辟基地，仲田烈焰满山岗。”

　　蔡衍宗说，仲田岭革命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机动的回旋余地很大，这一根据地是琼崖红色根据地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为海南南部坚持革命斗争的营垒，为琼崖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