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

　　两度被捕 四次找党

　　布鲁在他23年革命战争的征途中，曾两次被捕并受伤致残，他又经历了四次寻找党的组织。

　　布鲁第一次被捕是在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当年的4月23日,18岁的布鲁在海口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在狱中，他英勇不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在被关押一个多月后，由亲戚花钱保释出狱。他并没有被当时的白色恐怖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他回到乐会找到了党组织，在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工农红军，担任过班长、副连长和红军军械厂的厂长。

　　布鲁第二次被捕是在1931年，他根据马共中央的指示，在刺杀大叛徒的过程中，不幸炸弹提前爆炸，炸伤了他的左眼、炸掉了他的左手。他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抓捕，他在警察局和法庭上顽强斗争，声言自己不是炸弹制造者和携带者，而是受害人。在马英当局的监狱里，他担任临时支部书记,领导革命同志一起坚持斗争。一年多后他被释放，并被马英当局作为危险份子，驱逐出境。回到国内，虽然身体伤残，但他仍然不屈不挠坚持革命。

　　布鲁同志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曾经四次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地寻找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布鲁第一次找党组织是1927年,他从海口监狱被保释出来后，便毫不犹豫地到乐会四区找到了党组织。

　　第二次找党组织是1928年，当时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为逃避国民党军警抓捕，布鲁孤身一人驾一叶小舟，顶烈日耐饥渴、在海上漂泊数日后，被过往轮船搭救而逃到马来亚。在没有找到党组织之前，他串联了6个同样是从海南逃到马来亚的共产党员，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继续革命活动。不久他寻找到了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当时归中共领导），他担任了马来亚总工会的纠察队总队长。

　　第三次寻找党组织是1932年布鲁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他根据马共中央的安排，经香港到厦门，去续接党组织关系，当时厦门党组织由于领导人的叛变，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他寻找组织非常困难，但是他不避风险，经过不屈不挠的寻找，终于在厦门与党组织对接上了关系。

　　第四次寻找党组织，是1932年布鲁根据组织安排到了上海，那时正逢上海的党组织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包括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了革命。而他孤身一人，在上海露宿街头，利用一只手的残缺，冒充国民党伤兵，捡食别人丢弃的食物充饥。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党组织的寻找，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在中共江苏省委当秘书，在上海码头工会担任党的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坚持革命斗争。

　　1937年初,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左)采访陕甘边区保安处长周兴(中),布鲁陪同并担任英语翻译。

　　“红色福尔摩斯”

　　在艰苦漫长而又充满艰险的革命战争年代，布鲁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华南、华东、西北、东北，他还远涉南洋。1931年，在新加坡，布鲁曾经为革命而血洒南洋失去了自己的左手。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布鲁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侦察情报科长和保卫部长，曾力破多宗国民党特务案，并破获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前最大的国民党军统案，一举抓获国民党军统特务56人。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毛主席说：“延安需要像布鲁这样的同志来保卫，延安要再多几个布鲁就好了。”他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军民广誉为“福尔摩斯”。四十多年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专门书写了纪念布鲁的文章，还为他题词———“红色福尔摩斯”。

　　布鲁曾主办延安“侦察情报干部培训班”，培训班的学员在后来的战斗和工作中大都成为我党在隐蔽战线和革命工作中的骨干和领导，其中有李启明（曾任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邹瑜（曾任国家司法部长）、解恒（国家公安部顾问）、卓琳（邓小平夫人）等。

　　1946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布鲁在东北先任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后任中共松江省（现属黑龙江省）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他组建了松江省各县的公安系统，参与领导破获了哈尔滨和松江省的国民党特务大案。

　　1947年，他作为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在主持全省肃特肃匪的同时，主抓了敌占区长春市的情报和策反工作，对长春市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布鲁率领109名从吉林省公安系统抽调的干部南下江西。他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做为解放后江西省首任公安厅长，他筹建了江西省解放后的公安系统，对江西省解放初期的肃特和剿匪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底，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的点名，布鲁担任了广州市（当时为中央直辖市）接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广州市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担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叶剑英为市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广州地临港澳，敌情复杂，特务众多，肃特治安形势严峻。布鲁的工作受到叶剑英的肯定和表彰，叶剑英说：“广州治安的迅速稳定，是和布鲁分不开的。”

　　1949年11月11日，邓华（左一）、方方（左二）、叶剑英（左三）、布鲁（左七）在广州检阅解放大军入城大会主席台前排。

　  时穷节乃现

　　1951年1月24日，布鲁在广州被冠以“包庇重用特务”等罪名而被错误逮捕，并被押往北京。随后他被判刑十年，十年刑满后，释放不到五天，就又被非法抓捕，关押到公安部湖北沙阳劳改农场。在劳改农场，关押管制十一年后，布鲁病逝于劳改农场。

　　布鲁同志在这长达二十一年的关押中，他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顽强的精神始终不曾垮掉。

　　布鲁在监狱中坚持驳斥对自己的诬陷，想方设法地进行申诉。他在坚持为自己申诉平反的同时，所惦记着的和最感痛苦的，还是由于他的被捕，我们党和公安部门派往香港、澳门的许多情报人员，也同时被抓捕，对情报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虽身处极端恶劣的环境，布鲁仍坚持在牢房里跑步、做操，锻炼身体。他在监狱里，用小石子在墙上刻画自己家乡的椰子树、渔船、大海，刻画上海滩的钟楼、延安的宝塔和东北的大松树。在劳改农场期间，他还给自己家乡的侄辈们写信和寄学习资料，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教导他们要孝敬父母，字里行间洋溢着他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

　　1967年冬在北京期间，布鲁与夫人（吕璜）、儿子（卢山）合影。

　　情深牵故乡

　　从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布鲁为躲避国民党军警的抓捕而逃离家乡，此后，他再也没有能踏上故乡的土地。抗日战争期间，当他战斗在延安的时候，1945年他的父亲去世了。1950年，他和母亲在广州见了一面，从1951年1月布鲁被捕，直至1958年母亲去世，他再没能见到过母亲。这个海南渔家的儿子，始终梦萦魂绕着自己的家乡，即使在监狱里，他还在思念着家乡，画着家乡的渔船、大海、椰子树。

　　在布鲁被关押21年的日子里，趁“文革”的混乱，富有正义感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不避风险，曾经策划帮助布鲁从劳改农场来到北京上访申诉，期间年近六十的布鲁曾对妻子说：“早晚我是肯定能平反的，到时候我获得了自由，你就跟我一起回我美丽的家乡海南岛，那有大海、有蓝天、有大榕树、有椰子树。岁数大了，鱼是打不动了，我们可以‘耕作万泉边，闲读榕树下’。”这是他晚年渴望的生活，是他对家乡的热望和一腔赤子之情。

　　在劳改农场期间，布鲁想到家乡没有葡萄树和桃树，他曾给家乡的侄辈邮来葡萄苗和桃树苗，请他们试种在家乡的土地上。他给侄辈的信中，更洋溢着对家乡的浓浓深情，他写道：“离1928年我逃离家乡已经四十年了，我多么想回家乡看看，家乡的鸡是香的，鸭是甜的。我一定要回去的，我死不了的，哈哈哈。”

　　遗憾的是布鲁没能坚持到8年后的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没能回到他深爱的故乡，永远留下的是他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1949年11月11日的广州，布鲁曾作为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和叶剑英（广州市委书记）、邓华（四野十五兵团司令、解放海南的总指挥）等，一起站在主席台前排检阅解放军的入城大军。这一瞬间已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海南革命史上多了一个闪光的名字——布鲁。2009年是布鲁同志百年诞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还专门为他题词——“人民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