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才女林徽因 　　

　　海派文人林微音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十分突出，之所以现在仍被屡屡提起，大多是因为新月才女林徽因的缘故。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与林微音只差了一个字，读音大抵相同且字形十分相近，所以当时常常有读者将两人混淆。1931年10月5日，林徽因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3期发表作品，徐志摩特地在该期《叙言》中说：“附带声明一件事：本刊的作者林徽音，是一位女士，‘声色’与以前的‘绿’的作者林微音，是一位男士，他们二位的名字是太容易相混了，常常有人错认，排印亦常有错误，例如上期林徽音即被刊如‘林薇音’，所以特为声明，免得彼此有掠美或冒牌的嫌疑！”

　　但林徽因（音）似乎还嫌徐志摩这份声明的分量不够，后来干脆将名字改作“林徽因”，以摆脱无谓的误会，并且专门做了说明：“我倒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了他的作品，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了我的。”新月才女的口吻虽然俏皮，但听她的弦外之音，似乎有些不屑被林微音“沾染”的意思。

　　这个林微音究竟何许人也，竟令林徽因如此避之不及？作家施蛰存在1991年曾写过一篇名为《林微音其人》的短文，回忆了同时代的林微音，文章开篇写道：“1928年，一个酷热的大清早，戴望舒和杜衡登上葛岭顶上的初阳台。在亭子里看见一个青年正在焚烧一堆废纸。不免好奇，上前去搭话。才知道这个青年是上海人，来杭州游西湖，住在昭庆寺。烧掉的是他的许多文稿，因为没有刊物、报纸能用，都是退稿。这个赤鼻子的青年，姓林，名微音，诗人，银行小职员。”

　　施蛰存笔下这个伤心的文学青年就是后来的海派作家林微音，因为西湖边上的这次“奇遇”，林微音与施蛰存、戴望舒等人成为朋友，据施回忆：“我们办刊物，办出版社，林微音常来，我们也给他发表了一些诗文。”林微音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于小说，叙述风格与“五四”以来的许多女作家如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都十分接近，林徽因的小说风格亦是如此，这也是后来人们常将二人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微音与新月诗人兼出版家邵洵美关系密切，曾在邵主办的《金屋月刊》、《时代画报》等刊物上发表过小说。1931年邵洵美出任新月书店经理后忙不过来，便让林微音来代理一些工作。林微音在新月书店做事，难免要和新月派的一些成员接触，这就更加剧了人们的误会，以为林微音就是新月诗人林徽因。

　　后来由于一些事情的不如意，林微音沾上了鸦片瘾，本来他在经济上就不是十分宽裕，此时便愈发窘困起来。施蛰存回忆说：“1933年，我住在玉佛寺附近，他住在静安寺。总有七八次，他在夜晚到我家里来，一见面就说明来意，要我借给他两三块钱。最初，使我很吃惊，怎么会穷到如此？后来发觉他吸上了鸦片，瞒着他妻子，急于要进‘燕子窠’（上海的地下烟铺）。”吸上鸦片后的林微音为赚些稿费度日，起初还写些粗劣的小说投稿，后来慢慢销声匿迹，最后竟不知所终了。施蛰存在《林微音其人》中说：“从1937年以后，直到上海解放，我没有见过他。1951年，又遇见过几次，他没有工作，要我为他介绍一个英语教师的职业，又要我为他介绍翻译工作，我都无法帮助他。后来听说他常常到市委去要工作，最后听说他已被拘押在第一看守所，罪名是‘无理取闹’。这以后，我就不知他的下落。”

　　生活无着的林微音无奈之下给昔日的朋友、当时的文艺界负责人周扬写了一封信，著名作家兼翻译家胡山源在回忆录《文坛管窥》中曾提及此事：“有一天，他（林微音）欣然告诉我，他的困难已得到暂时的解决了。周扬给了他一封信，他将信给我看。信上说：已接到他的信；能认识以往的错误，总是好的；可向某出版社去预支稿费三百元云云。”1956年12月6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孺子牛”的初笔》的短文，作者署名“魏殷”，有人考证此人即是林微音，这条小小的史料说明林当时仍未搁笔。但此后林微音的下落就鲜为人知了，据说是故于1980年代初期。

　　与一生都沐浴在诗情画意里的林徽因相比，林微音是不幸的，且不说其他，仅仅是因为名字的关系，林微音便“无意”中成了衬托这位京华才女的一片绿叶，生前如此，身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