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送别》 靳尚谊 作 资料图片
《红军长征日记》。 资料图片
文\记者 郑彤
百折不挠历经沧桑岁月，众志成城写就壮丽诗篇。两万五千里风雨历程，两万五千里步履如歌，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又值重九，那些长征路上的重阳节的故事，也再次激荡出阵阵的历史强音……
每逢重阳，乡情、亲情，便浓如酒、融入墨，绽放成思念的模样。但在毛泽东眼中，思念亲人之际，更应只争朝夕。于是，1929年的重阳节，闽西山区金菊遍野的景色，便添增了诸多豪迈：“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巧合的是，在毛泽东填下这阙《采桑子·重阳》的6年之后，1935年的重阳节，他正率领红一方面军挺进至六盘山下，并于次日翻越六盘山，吟诵出大气磅礴的《清平乐·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是啊，有了坚定的信仰，再艰苦卓绝的岁月，也会有光明的守望！翻开一本本泛黄的日记，冲锋号仿佛就在耳畔，长征路上的重阳节的记忆，也透过历史的硝烟，沉淀成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1934年的重阳节
“跨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很激动，不断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的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1934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战略转移的命令。10月16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启程。这一天，正是甲戌年重阳。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率部从福建征战回瑞金一个月后，再次出发。根据地里，弥漫着依依不舍的亲情。
“十月十六日
由古田至新陂。”（《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这个重阳，红军电台的奠基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始人伍云甫的日记只有简短的一句话。
“十月十六日
晚饭后开始新的移动，到山王坝宿营。（三十里）”（《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这个重阳，红一军团保卫局战士童小鹏，也仅用了短短18个字，仓促地写下了他的节日日记。对于这位后来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的福建长汀人来说，这个重阳，记忆犹新。他在后来又回忆了诸多细节：
“16日上午，一切准备工作都作完了，把住地群众的家里和门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也挑满了水，有些同志还专门割了一捆草送到牛棚里‘慰劳’黄牛哩！群众则一再感谢红军，妇女们一再检查红军的衣服哪里还有一些破绽，想给他们缝上几针。青少年们则围着‘红军哥哥’一起唱革命歌曲，希望打了胜仗就回来同他们一起开庆祝大会。
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到下午5时才出发。部队整齐地前进，群众热烈地欢送，和往常出发打仗时一样，并没有异常的感觉。”（《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红军出发了，有谁能够想到，这次转移，竟然穿越了半个中国；有谁能够想到，这次转移，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
“在部队行进的道路两旁，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往战士的口袋里装，有的拉着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忍不住地‘呜呜’哭了起来。一时间，队伍成了军民汇集在一起的人流……
这时，全师的指战员们心情异常沉重。大家都为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人民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洒衣襟，同乡亲们依依惜别，为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带着几名干部暂时留在后面，并给乡亲们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告诉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这个重阳节，对于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来说，既有些遗憾又有些激动。这位在反围剿战役中战功赫赫、荣获“二等红星奖章”，后来成长为共和国上将的湖南伢子，也告别了夹道送别的亲人，和战友们一起，踏上了新的征途，最终走向了全面胜利。
1935年的重阳节
“十月六日
出发到张义铺（七十里）。二十五军占领泾川。”（《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1935年10月6日，乙亥年重阳。离开中央苏区整整一个农历年了，童小鹏和他的战友们走过了一处又一处的险境、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抵达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下。前一天在常家集受到的欢迎，令他心中颇暖，“已是回民区域，这些回民的确很好，沿途均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拥挤着来看……入宿营地时，更受到他们亲热的欢迎，帮烧水、购物，这种受群众热情欢迎是出藏人区以来的第一次！据说前二十五军曾经此，纪律很好，故这次我们来时，他们都相信‘红军是保护他们的’。”
与童小鹏的喜悦不一样，同一天，在红一、四方面军于当年6月在懋功会师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伍云甫，正随着按张国焘命令南下的大军，在四川卓木碉休息。连日来，“天气大多昼晴夜雨，附近粮食困难。”不过，令他和一些战友更加不安的是，就在头一天，张国焘在当地一座喇嘛寺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上，张不顾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徐向前总指挥的反对，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公然另立中央。
这个重阳，红一军团一师的江西籍战士萧锋也和战友们在宁夏同心县城——半个城，迎来了难得的休息。这位后来历任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副军长、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的共和国少将在日记中写到，他们在10月5日抵达此地后，“老乡告诉我们，有一支红军曾到这带活动过，土豪都被打光了。我们看到破窑洞的矮墙壁上确有标语的痕迹：‘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对了，肯定是陕北红军写的标语。我们的落脚点快找到了，毛主席计划的抗日阵地快到了，大家既激动又高兴。”“军团首长决定在此休息一天，进行整顿，收容掉队人员，整好军容风纪进苏区。”（《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登高而招，而见者远！”从重阳到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中国工农红军持续两年的长征全部胜利结束。胜利结束的次日，恰是丙子重九。
“10月23日 晴
凌晨4时出发，天亮即到兴隆镇，与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会合，一师直属队在街上欢迎我们。下午3时开营以上政治干部会议，5时开联欢大会，一师政治部表演新剧。”（《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十月二十三日 晴
本军在兴隆镇一带休息，与红一师三团联欢，并组织参观团。”（《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对于刚刚结束长征的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政治部秘书长王恩茂等指战员来说，这一天，终于可以在邻接甘肃会宁县城不远的宁夏兴隆镇，稍微放松一下了。但更多的红军将士，已厉兵秣马，准备新的战斗。
这个重阳，福建武平籍红军战士林伟在日记中写下：
“十月二十三日 （晴）
今天我们在兴仁堡休息，敌情很紧张，可能需要在此一战，才能继续东进。蒋匪军无视全国抗日运动，仍然要打内战，弄得困难日益严重，十日，日寇川樾大使特见蒋会谈。十八日，川樾又与亲日派的外交部长张群会谈。昨天，蒋介石从南京亲自飞陕，并调蒋鼎文率中央军十多个师入陕，监视张学良、杨虎城行动。（《“战略骑兵”的足迹》，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同一天的伍云甫，已和战友们行军八十里，抵达甘肃屈吴山脚下的打拉池：
“十月二十三日 晴
六时出发，至打拉池（约八十里）。一方面军电台十二分队、十五分队驻此地。”（《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你用平平仄仄的枪声
写诗
二万五千里是最长的一行
常于马背构思
便具有了战略家的目光
战地黄花如血残阳
成了最美的意象……”
在毛泽东的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任先青的《诗人毛泽东》里，长征，则具象成一行壮丽的诗句。但就是这样一行诗句，便于重阳的漫山黄花间，裹着金秋的喜悦，唱响了大气磅礴的红色传奇，嘹亮了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