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津在给参观者展示铜镀金转人转花容镜站马钟的音乐声和转动效果。

　　当精致的座钟演示起来，周围响起参观者们此起彼伏的称赞声时，王津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转动起来的每一个零件。

　　2016年，一部反映故宫文物修复工作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红遍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部纪录片的走红让年轻人开始热议文物修复这样的老手艺与中华传统文化，也让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室的修复师王津成为了“网红”，精湛的技艺，儒雅的气质让观众们称他为“故宫男神”。

　　3月23日，作为故宫博物院与海南省政府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订后的开篇之作——《对话：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览在琼海开幕。因为此次展览中有多个钟表类文物，所以王津也随着它们一起来到了海南。

　　一边是华丽钟表炫丽夺目的演示，是纷纷按下的快门与啧啧称奇的惊叹，而另一边却是王津的淡然于心，从容于表。这一“动”一“静”道出的是王津40年如一日的守候。

　　铜镀金珐琅转花葫芦式钟。

　　以工匠精神守护珍贵国宝

　　此次《对话：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览中共带来了三件大型座钟，一件是18世纪时英国制造的铜镀金嵌料石转人升降塔钟，一件是清代乾隆年间广州制造的铜镀金珐琅转花葫芦式钟，还有一件是尺寸较大的英国制造的铜镀金转人转花容镜站马钟。

　　“这件塔钟还有葫芦式钟都已经是孤品了，非常珍贵。”王津告诉记者，不仅如此，葫芦式钟和站马钟还都是头一次“出宫”。

　　作为故宫钟表类文物的守护者，钟表到哪里，王津就会跟到哪里。大型的座钟在运输时往往需要拆解，这一次，三件座钟就是被拆解后一路汽车运输到海南，王津需要在海南对它们进行重新安装和调校，据他介绍，按照正常情况，组装并调校一个大型钟表，在十分顺利的情况下也需要半个小时。

　　钟表的维护和调校是慢工出细活，任凭展览的筹备时间有限，王津的手上也急不得。葫芦式钟刚运到时，王津需要重新去组装里面的一个个齿轮。“钟表里的零部件本来就非常精细，这个钟里的齿轮直径只有2至3毫米，所以在组装时，我们的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否则就会对齿尖造成损伤。”

　　这个葫芦式钟里有一个齿轮有半侧藏在内里，无法看到，要判断齿轮有没有与另一齿轮完美吻合，王津唯有凭借丰富经验靠“手感”来感受。“4个年轻人把钟抬起来，我的手在下面慢慢移动，让两个齿轮咬合上。”他告诉记者。

　　塔钟的“表演”是在上发条后，五层塔每一层都可以升起来也可以降下去。在展览前组装时，王津发现当塔在降下去时，最下面的一层总是卡住，他从几个方向调整都不能解决，一番仔细排查后，原来是展览台的微小幅度导致座钟底座不太平整，王津在下面垫了一张两毫米后的硬纸片。

　　两毫米，这足以说明这份工作的分毫细致，以及对修复师工作态度与技艺的高要求。

　　铜镀金嵌料石转人升降塔钟。

　　“能在心里感受到它的滴答声”

　　“在展厅里你让我用耳朵听，我怕是听不出它指针走动的声音，但我能在心里感受到它的滴答声。”王津说。

　　16岁接爷爷的班进入故宫博物院，当时的王津打算学习古籍修复，但因为钟表组缺人，他就进了这个组，而这一干就是40年。

　　“何止是40年如一日，这40年里我连工作室都没有搬过。”王津笑着说。这是王津第一次来海南，几天里他都一直“扎”在展厅里，没能出去看看海南的好风景。

　　能沉下心来坐在工作台前，与钟表打40年交道，在王津看来“喜欢”很重要。无论是在纪录片中还是在其他媒体的采访中，“喜欢”都是王津常常提起的一个词。“过去的这些个老钟表一来是带给我们时间的概念，二来也让人们看到了当时的机械制造加工能力。每一件老钟表都有自己独特的机芯和制造工艺，我很喜欢去认识、修复它们的过程。”他说。

　　曾经在修复这只葫芦式钟时，下方的“对子”因为弹簧老化导致在演示时不能变换内容，王津在给它换了新弹簧后，还要不停调整弹簧力度，不能过重、不能过轻，最终找到一个合适的力度。

　　工匠精神几乎是所有观众在看完《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后，从修复师身上所感受到的人物魅力。王津说：“把自己的爱好与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尽心尽力地去做好，就是我所理解的工匠精神。”

　　片子火了，人也火了，面对大家的喜爱以及外界的各类邀约，王津坚持着他的“工匠精神”依旧不急不慢地专注于他的文物修复，沉醉于和时间的“对话”。 图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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