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王兴瑞（左）与导师杨成志（中）、研究生同学江应樑摄于中山大学研究院。

　　1937年，王兴瑞拍摄的海南苗族女子照片。

　　文图 本刊特约撰稿 王传

　　与诸多海南籍文史学家相比，王兴瑞（1912—1977）对海南文化情有独钟，并对乡邦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不遗余力。遗憾的是，解放后，王兴瑞历经数次政治运动的冲击，逐渐淡出学界，遂致他的生平与学术湮没不彰。适值王兴瑞逝世40周年之际，其对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的贡献仍值得我们重视与发掘。

　　逆境自励 终成名家

　　王兴瑞出生于乐会县中原乡（今琼海市中原镇）迈汤村的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他幼入乡学，后进入琼崖东路中学（现嘉积中学），1929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大学期间，王兴瑞因家境贫寒，无力筹措学费，曾一度失学，幸得老师黄文山的协助，为《广州日报》撰稿维持生活。1935年，在朱谦之指导下以《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为题完成本科毕业论文，该文经教授委员会评定为“甲等”，并提出请奖，在《现代史学》杂志上全文刊出。

　　1936年秋，王兴瑞考入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在朱谦之和杨成志的共同指导下，刻苦学习历史学和人类学，1938年完成了25万字的《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获得硕士学位。因其论文成绩优秀，学校授其“金质奖牌”，这是中大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王兴瑞从研究院毕业后，被聘为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秘书。此后，又在邹鲁的竭力推荐下，进入国民党党史会任职。繁琐的编辑工作虽然占去了他大部分的研究时间，但他终不忘黎族、苗族研究，始终以一位学者的本色示人，先后发表海南黎族、苗族研究的论文十余篇。抗战胜利后，王兴瑞深得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姚宝猷的赏识，任广东省教育厅秘书、广雅中学校长，兼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珠海大学教授。1954年后，任广东湛江雷州师范学校教师，1977年逝世。

　　王兴瑞是海南籍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他对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突出，不仅著有《琼崖简史》《海南岛经济史研究》《琼崖参考书目》《海南岛的墟市及其商业》《海南岛手工业之史的考察》《海南岛各宗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等关于海南全岛历史的论著及工具书。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海南黎族、苗族的研究贡献也独步彼时的学术界，先后撰有《海南岛黎人研究》《海南岛苗人研究》两部专著，关于黎族、苗族研究的论文二十余篇。这些成果是“治史学、民族学、农学之珍贵的文献资产，同时亦系‘海南’研究不可缺少的史料与借鉴”。

　　君自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

　　王兴瑞对海南的研究缘于对海南民俗的观察。1934年春，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廷璠任广东通志馆风俗组编纂，因受地理隔阂不能亲往海南实地调查。陈廷璠考虑王兴瑞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理应了解海南当地的风俗民情，遂委托他撰述琼崖风俗大概。王兴瑞接到任务后，以个人力薄，恐难胜任为虑，便邀请同为海南籍的好友岑家梧通力合作，两月后成《琼崖民俗及其他》一书。该书由历史学家朱谦之作序，内容包括《琼崖社会概观》《琼崖民俗志》《琼崖戏剧研究》《琼崖宗教概观》《民间歌谣的一瞥》等6章，约十二万字，但因不明的“种种关系”，最终未能正式出版，读者难窥全貌。不过，该书不少章节已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为学界留下了部分关于海南历史文化的重要记述。

　　如《琼崖社会概观》一文，在广州的《民国日报》上连载10期。文章依据《海南岛志》《崖县现况》《方舆志》《琼州府志》《桂海虞衡志》等文献资料及观察所得，较全面记述了海南岛经济、社会组织、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初步考察了海南黎族的种属、来源及地理分布。《琼崖民俗志》是该书中另一篇重要文章。该文在《民俗》复刊号刊出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有人指出该文“叙述周到，系统清晰，不失为我国民俗志之进步作品”，是复刊号上“最堪注意”的文章。

　　不过，王兴瑞和岑家梧关于琼崖风俗的记载仍有诸多不足。首先，两人离开家乡日久，没有经过实地调查，只能凭记忆追述琼崖风俗，因而遗忘殊多，二人仅叙述各自的家乡乐会、澄迈两县；其次，他们关于琼崖民俗和社会的文章，多属于民间风俗和普通材料的记述和堆砌。

　　1936年夏，王兴瑞考取中大研究生，接受更系统、专业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训练，随着眼界的放大、知识的扩充以及田野调查方法运用的醇熟，才真正开始将他的专业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的研究实践当中，弥补了先前关于海南研究的不足。

　　《海南岛之苗人》一书封面。

　　王兴瑞在《海南岛苗人》中使用的地图。

　　研究海南 责无旁贷

　　早在1934年，王兴瑞就认为可以去黎族地区做有系统的考察。所以他呼吁对海南黎族、苗族调查有兴趣的“好学之士，盖兴乎来”。此后，他又在1937年拟定的海南岛黎族研究计划中重申这一观点，说到：“瑞生长在海南，得地利之便，对于这件工作，责无旁贷，数年来念之在心。” 对于王兴瑞来说，所缺少的正是一次实地调查研究的机会。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37年初，王兴瑞得知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联合筹备海南岛黎族、苗族考察团的消息，这让他兴奋不已。在导师杨成志的支持下向中大校方申请参加此次考察活动，幸运地得到批准。

　　该考察团的主要“旨趣”在于理清海南黎族和苗族的来源，以及文化程度、生活状况、社会组织等问题，并希望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所得，为政府开发琼崖暨学者研究海南民族提供参考。1937年2月初，考察团一行经香港至海南黎族乡村，香港及海口各地报纸对考察团行踪详细报道，沿途所过，各地方长官无不热烈招待，并派军警随身保护。3月中旬，考察团组长杨成志等一行四人完成初步考察计划先行回到广州，王兴瑞因通晓当地方言和岭南大学学生何元炯二人驻扎在黎族和苗族乡村继续调查，二人在被视为畏途的荒山僻岭，住在当地的茅草屋，同病相怜，互助扶持，最终克服重重困难，至6月初才结束考察先后返回广州。

　　王兴瑞曾明确表示，海南黎族考察的目的除了在学术上成一部满意的专著，为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能提供一些重要新材料外；在政治上，希望从研究工作中，得到实用意见，贡献国内民族问题及开发海南岛。十余年后，王兴瑞仍然坚持这一主张。

　　生我者海南，成我者亦海南

　　人们常用诗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来说明凡物都有眷恋乡土的本性。对于王兴瑞而言，家乡的历史文化，是他一生难以割舍的思念。他自读大学离开海南之后，回归故土的机会日渐稀少。但终其一生，无论何时，身处何地，王兴瑞“念兹在兹，无日或忘”海南，不遗余力地从事海南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掘工作，对海南历史文化的发扬与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反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南不仅养育了他，更重要的是，也成就了他的学术研究。当地人研究当地的历史，最大的优势在于谙熟地方掌故。正因王兴瑞通晓海南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深谙海南的历史、风俗和地方掌故，加之其浓厚的乡土情结，又对海南地方历史长时间的浸润与系统的历史学和民族学学术训练，才令王兴瑞对海南历史文化研究与众不同，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关键原因所在。

　　概而言之，特殊的乡土情结与学术际遇，成就了王兴瑞独特的学术关怀、视野与方法，也使他的海南研究具备了相当个性化的学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