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沉香。（资料图）
闯一条航路
文献记载，海南岛与浙江的关系历史悠久。据唐代房千里所著的《投荒录》中称：“当海南五郡泛海之路，颇有广陵、会稽贾人循海东南而至，故吴越所产之物，不乏于斯”。这里的“会稽”，即今天浙江绍兴一带。
相比于辗转各省的陆路，海运自然是古代浙江与海南商贸往来最便捷的途径。正德《琼台志》记载了明代从海南达于内陆各地及他国的“外路”，其中“福建则七八日，浙江则十三日”。13天便能从海南去到浙江，还能拉上满满一船货物，这时间效率是陆路所不能比的。
到了宋代，来海南的商贾“多贩牛以易香”。史志记载：“贾物自泉、福、两浙、湖、广至者，皆金银物帛，直（值）或至万余缗。”也正是因为海南与大陆在经济上相互需求的增长，决定了入宋以后海南与大陆之间贸易的空前活跃。由上可见，当时海南主要是与浙江余杭等地区有了较为密切的贸易往来。
据正德《琼台志》记载，到了元代，琼山府城外的学前水“古通蕃舶，元初，闽浙商舟皆入至城下，至元三十年（1293年），海南岛设立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负责按市舶条例征税。”可见当时已有浙江的商船直接开到了府城城外，贸易的活跃程度可见一斑。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扼守南海航道咽喉的海南岛，上千年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驿站，过往船只在这里寄泊、避风或补给后，继续驶向更广阔的大海。而浙江在古代恰好也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明清之时主要有两条航线经过海南：一是东南亚—海南—广州或泉州（经琼岛向海外诸国输出较多的是粤、闽、浙等地出产的瓷器、铜钱等，从东南亚输入的主要是珍珠、香药等）；二是海南（输出本地产沉香、黑糖、玳瑁等）—厦门—福州—宁波（载当地产瓷器、丝、布等）—日本长崎（从日本输入棉纱和棉制品等）。
第一条航线中贩运的商品中有浙江出产的商品，第二条航线则直接将海南与浙江宁波串联在一起，是两地商贸往来的直接印证。
做一份生意
《华夷变态》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长崎奉行上报给德川幕府的中国形势报告书的文件汇编，也可以说是清初政治、军事及社会动态的情报汇编。《华夷变态》中记录了不少中日间商贸往来的细节，其中不少反映了普通老百姓与琼浙贸易往来相关的故事。
《华夷变态》记载，康熙十年（1677年），生于浙江长于浙江的老百姓朱仲杨，因为经商来到琼州定居。康熙十八年，受当时海上贸易的利润驱动，加上经商攒下的积蓄，朱仲杨开始建造自己的商船，准备东渡日本进行商品贸易，经历了一次出海失败后，康熙二十年，朱仲杨又装载沉香等许多土产，在七月十日从海南开船，并最终顺利到达日本。
康熙二十五年（1696年）的正月间，又有一艘船从浙江宁波出发，来到海南交易。在海南停留数月后，这艘船在五月十九日出发，于六月十八日到达浙江普陀山停泊，并在当地购买了丝、零货等商品。装好以后，就在同月二十六日开船到日本。
可见当时往来于海南、浙江、日本的商船贸易已很常见。当时海口港是海南岛与大陆相距最近的海港，康熙年间几乎每年都有闽浙商人从此北上，经台湾、厦门，前往日本。后来清政府粵海关在此设立正税口，管辖全岛九个小口。道光年间，琼州府十口税收银33800两，仅海口就占了12700两。
除了直接的贸易往来，琼州与浙江之间的商贸往来很多时候被福建、潮州一带的中间商赚了差价。
潮州商人在海南与内地的商贸中起了很重要的中介作用。据记载，当时潮阳城东的海门城为全县门户，“为琼南、广、惠、闽、浙、江苏商船往来之要口”。海南商船不仅于潮州贸易，潮商更是不断将江南的物品贩运到海南销售，然后从海南收购特产运到北方。“一来一往，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海南出产的木棉布、棉花等大量被商人海运至两浙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宁波，再分销至江南各地，特别是南宋行都临安。据《宝庆四明志》载，南宋中期浙东庆元口岸输入“外化蕃船”运来的商品有八十余种，其中“海南、占城、西平、泉（州）、广州船”运来的商品有七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