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首页。资料图

丘濬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一生博览群书、著作等身，但又能从书海中把自己抽离出来，关注社会现实，求索强国富民之策。其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对国民经济的诸多方面有论述，且论证精当，影响深远。其中，关于海运思想和司法思想的论述，在他生活的时代是经世致用之说，即使放在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仍很有启示意义。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学衍义补》。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运成本低

建议河运海运并行

丘濬的海运思想，集中反映在《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漕挽之宜（下）》里。

丘濬是个大学问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历史上中国人对海洋、海运的认识逐渐深入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丘濬研究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并结合明代中期的现实状况，深思熟虑后提出了自己的海运思想。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海岸线蜿蜒漫长，拥有大量岛屿及许多天然港口，这些自然条件促使周武王着手组建水师。此后，船舶成为常用的交通工具。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19年，齐国遗民方士徐福上书秦始皇，要求组建船队出海寻找蓬莱等三座神山，得秦始皇批准实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海运。公元663年，唐朝水师在周留港大败倭军，是一次成功的海运。南宋时期，朝廷以海运开拓海外贸易，国库收入大幅提升，其中约五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外贸。元朝水师远征东南亚，中国商人的聚居地远至南印度。明初，郑和借助海运足迹远至非洲东海岸。丘濬对中国历代发展海运的成功经验，有着清晰的认识。

丘濬认为海运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他引《元史·食货志》的话显示自己的观点：“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良法。”他比较三种运输方式，然后得出结论：“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人力，所运多寡，所费有繁省。”利用水道转运粮食，谓之漕运。他列举实例说：河运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三四，海运又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七八。他建议，现在明朝定都燕京，应该将海运一途打通，与河运并行，“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

临高县新盈镇头咀港，多艘渔船驶向深海。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实施海运前

先向熟悉海道人士咨询

沿海而居的海南先民，长期与风浪搏斗向大海取食，最明白海运的风险。丘濬认为，实施海运，一定要先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海运是在海洋上航行，险象比河运大得多，要保证平安，必须向熟悉海道的各种人士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比如傍海居民、捕鱼的渔户、盐丁，以及过去“通蕃航海”的人；还要先造10多艘船，在海上试运行，安排人记录海况；训练航海“军夫”，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总之，应该做好充分准备再实施海运。

丘濬还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总结了海运的三大好处。一是有利于南北货物交流。他说，实施海运后，从南方运粮到北方，船只不能空船回南方，必须运货以“压舱”。这样一来，许多北货就会发往南方，南北之间的货物贸易就会增多，这是“富国足用之策”。二是国家可以做到兵食两足，而且“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因为专用河运，“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征戍之卒日少。”船上军夫增多，可以打仗戍边的兵卒数量就会减少。丘濬说，国家粮食只要“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因为大批压运粮食的军夫回归队伍，兵源就会变得丰富。三是海运中的粮食损耗比河运少很多，实行海运“利多而害少”。

强调德法并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现代社会，“司法”一词一般指“检察机关或法院依照法律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而在丘濬生活的时代，侦察、审判的手段和过程，恐怕是不完全一样的。

丘濬的司法思想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表现得极为丰富。他提出，治理国家没有法制是不行的，司法十分重要。司法要与对人的道德礼化教育相结合，两者不能偏废。丘濬说：“德、礼、政、刑四者，凡经书所论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本，但社会结构复杂，难免发生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情。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必须发挥司法的作用。“苟导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齐，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于前，禁令约之于后，彼犹悖理而梗化，则刑罚之加，乌可少哉！”

同时，丘濬认为，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必须帮助每个家庭树立正确的社会观念：“欲正天下之纪纲，先正一家之纪纲。家之纪纲，伦理是也……举家之伦理以纪纲之首者。”在社会家庭之外，国家及相关单位的领导必须品德高尚、以身作则。他说，领导之所以是领导，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砺天下之人，而使之与我共国家之政。”因此，“非有功者不可与，非有德者不可与，非有劳者不可与，非有才者不可与。”担任领导必须德才兼备、严守纪律，否则“苟有财者可以财求，有势者可以势得，有亲昵夤缘者皆可以幸而致之……”

他认为，法律一定要出于中央，不能各行其是、各搞一套。此外，中央在制定法律时应该严谨，“于其未出之前，必须谨审详度，知其必可行而无弊，然后出之；既出之后，必欲其通行而无碍，不至于壅塞而反逆可也”。

严格执行法令，国家才会长久太平。律令一经公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任何人犯法，都“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因为“爵赏刑罚，乃政之大者，当勉勉而不可怠也”。要做到赏罚分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其情而定其罪，随其罪而加以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群疑释而人心服，乱根永绝而国是明著矣！”

法令应“与时宜之”

但也要有相对的稳定性

在丘濬看来，司法是极为严肃的，“言不妄发，发而人必信之；事不妄举，举而人必从之”。

司法的依据是法律条文，稳定性应是法律条文的基本特征。他在《大学衍义补》中提到，法律条文要与时俱进，但也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决不能朝令夕改。制定法律，不可能一劳永逸，法律条文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增改，这很正常。他说，法令“益之损之，与时宜之，必可为久远之规，然后以时而播告之焉。”与此同时，制定法令的人，如果是“浅谋轻举，容易发为号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纵有可行，亦惟可用于一时，不可治之久远；于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这是司法工作的大忌。（作者系海南大学教授、文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