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取代GDP
回溯几年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概念曾红极一时,却迟迟未能进入操作层面,几乎已被确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比如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
谁能取代GDP,这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老话题。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阿玛蒂亚·森正是HDI编制者之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联合国发布第二十个报告,中国在169个国家的HDI排名中仅名列第89位,这一年的报告首席撰稿人库鲁格曼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教育的改善”。
作为当前世界几乎唯一一个抛弃了GDP模式的国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这个小国甚至有一个“不丹全民幸福快乐委员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将“幸福社会”的模式分成4个支柱、9个区域和72项指标,每隔两年会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重新做一次评估。
以不丹反观中国,当“幸福”成为今年地方两会的热词,已经有委员大胆提出应以“幸福指数”取代GDP之时,它的热度会持续至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之上吗?甚至,更为大胆的揣测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幸福部”或者“幸福委员会”吗?(记者/李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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