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辆校车实有座位228个，向教育部门申报补贴时，座位数却变成了536个，以此多冒领财政补贴近10万元。于洪区教育局校车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郭传宏坦言，自己在审批雨露校车公司申报的补贴申请表时，确实“疏忽大意了，没有逐一对每台车的真实座位数进行核实。”（3月24日《新京报》）
　　
　　16台校车，实际座位228个，虚报为536个，如果对校车稍有了解，这应该是明眼就能看出来的谬误。吊诡的是，都要盖章审核的教育、公安、学校、交通等6个部门，居然都没看出来，目前唯一所知的解释便是“疏忽大意了”。如此看来，先是校车公司“疏忽大意”把数字黏贴错了，然后“疏忽大意”如传染的瘟疫，让6个部门齐齐放行审核盖章，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是有人信了。
　　
　　到底是疏忽大意还是蓄意作假？在未有权威的调查结果公开之前，任何不怀好意的揣测不仅于事无补，也是有失公允的。回到当地教育部门的“坦言”来看，联系当时的语境，“疏忽大意”似乎成了继校车公司返还多领补贴后，对整个事件“完美收官”的注笔，言下之意，既然已经收回了多领的补贴，也承认了疏忽大意的过失，事情就此可以终结了。
　　
　　我们假设6个部门确实真的就仅仅是“疏忽大意了”，事情是否就真的可以就此划上句号了呢？从个体来看，疏忽大意应是常事，无须过多诘责，但是就这件事而言，虽然也是个人疏忽大意所为，但是因为牵涉到公共资源的配置，尤其是关切到纳税人血汗钱的使用，显然应该从公共管理层面进行审视。
　　
　　可以说，这是公共职责上的懈怠。作为公共管理者，掌握的是公共资源分配的权力，与权力匹配的自然就是责任。这样的权力秉性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在个人职责上尤其需要谨小慎微，认真负责。回到校车补贴这件事来说，疏忽大意从根本上说，是工作上的失职，既然是失职，自然是应该被追责的。对照于相关法条，也能找到相关条文的，比如公务员法中的渎职罪。
　　
　　对相关责任人员的追责，并非仅仅是惩戒层面上的延续，而是要从根本上维护法治的精神，法治的精神最终体现在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秩序、人权以及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上。一句轻描淡写的“疏忽大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折射出权力的傲慢与偏见。而更让人所不安的是，无法恪守谦抑似乎已成为公权力惯常的姿态，在不少场合，“疏忽大意”被轻松地搬出来，成为敷衍民意的靶子。疫苗过期，说是疏忽，萝卜招聘，还是疏忽所致，即便是一个赤裸裸的冤假错案，都可以用“疏忽大意”搪塞过去。
　　
　　就此而言，必须对“疏忽大意”从权力来源层面上进行反思，进而实现制度层面上的问责。职责上的疏忽大意，从表面上看可能是态度或者方法上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关于权力傲慢的问题。唯有制度问责才能驯服权力，一如“权力需要关进制度的笼子”。
　　
　　文/周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