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命的另一个归宿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苗博的酸甜苦辣
苗博在血液净化中心了解等待器官捐献患者的情况。
思考
沟通
处理
制图/王凤龙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你很难坚持下去。”海南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苗博说。
1982年出生的苗博，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是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安全管理办工作人员。从2012年12月起，他有了一个新身份———海南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一个直面生死的敏感职业。
2010年3月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新职业随之产生。这个职业的任务是发现“潜在捐献者”，说服家属同意捐献，并协调医院完成整个器官捐献以及善后处理。我省至今已有8名公民去世后捐献器官，苗博参与了其中4例的协调工作，包括海南首例人体器官成功捐献。
4月5日，清明节，9点多，苗博专程到海口西站接捐献者亲属去海口市殡仪馆悼念逝者。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这个之前从未到过殡仪馆的年轻人，成为那里的常客。
见证悲恸、体会艰难、收获感动……这一年半时间，他百味杂陈。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在死亡与新生中间搭起一座桥梁，为生命寻找另一个归宿。
辣
一年多只劝说了
10例潜在捐献者
“家属们的抵触心理是十分强烈的。你去说，他们非常反感，有的还没听我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4月9日，海南省人民医院透析室，一排排病床上躺着正在做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他们大多脸色发黑，这是因为身体排毒不尽而留下的症状。这里47台血透机器，每天都在超负荷地运转，因为病人太多了。
一排看过去，带着口罩的小符引人注目，即使口罩遮住了嘴巴和鼻子，露在外面的一双大眼睛仍能感受到她的美丽。为了维持生命，她每周透析3次，透析一次要三四个小时。她的生命被紧紧地绑在透析室里。
她苦苦等待肾源已经9个多月了。
许许多多器官衰竭患者像小符一样，在苦苦等待救命的器官移植。
器官捐献是当一个人去世后，将其功能良好的器官或组织以自愿、无偿的方式捐献，用于救治因器官衰竭而需器官移植的患者，使其能够延续生命。
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0万器官衰竭患者，而仅有约1万名患者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还有大量患者在苦苦等待器官进行移植手术。
海南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康新立告诉记者，海南每年有八九十位尿毒症患者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但我省能做肾移植手术的两家医院———省人民医院和省农垦总医院，每年一共做的肾移植手术只有十几例，因为没有肾源。
康新立说，一个肾移植手术仅需一个半小时左右。成功进行肾移植手术的病人，完全可能恢复得跟常人无异。有没有肾源，能不能做肾移植手术，对于尿毒症患者而言，是地狱和天堂的差别。
而苗博们，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一直在为小符们努力。
器官捐献者虽然身故，但他们捐献的器官在他人身上继续存活，给他人以新生。器官捐献者捐献的是生命，是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在延续。这是无私大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的理念。
2013年，苗博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的考试，拿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全国仅有370名协调员中的一员，他开心地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了晒证书，没想到马上有朋友“泼冷水”：劝别人捐器官不是什么好事吧？
传统的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希望死者保有全尸的观念，让器官捐献推进工作阻力重重。
据省红十字会提供的资料，我国人体器官自愿捐献率仅0.6人/100万人，而西班牙是47人/100万人。
康新立是我省从山东引进来的专家，他告诉记者，在海南，“一看病人快不行了，亲属赶紧让病人回家，一定要留一口气死在家里。不像在山东，亲属一看病人不行了，都赶紧往医院送。”
省人民医院，苗博牵头的兼职人体器官协调员有4名，在偌大的省人民医院，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一共只开展了10例潜在捐献者的劝说工作。
“发现潜在捐献者的机会并不多。”苗博说，甚至有的医护人员也不支持，“跟器官移植手术相关的科室能明白器官捐献的意义，但有一些科室未必能理解。”
当前医患关系的敏感，导致一些医护人员怕引起患者家属的误解，担心潜在捐献者家属会认为他们不好好医治患者而只想着捐献器官，因而对器官捐献一事也不积极，不愿主动通告信息。
家属痛苦万分之时，人体器官协调员动员做器官捐献，其难度可想而知。
“家属们的抵触心理是十分强烈的。你去说，他们非常反感，有的还没听我说完，就挂掉了电话。”苗博很无奈，却也很能理解家属的心情。
一次，苗博说动了一个潜在捐献者的丈夫同意捐献，但在询问潜在捐献者的母亲时，这位来自万宁的老人坚决拒绝了。因为器官捐献必须征得每一位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签字同意才可以进行，所以这次劝捐失败了。
器官捐献必须要在逝者心跳停止后的短时间内迅速摘取器官，否则就会失去移植机会。因意外事故而达到捐献状态的潜在捐献者往往留给协调员的时间不过三五天。要在短时间里，破除重重阻力，说服潜在捐献者家属，不全力以赴，几乎不可能完成。2012年12月21日在苗博们的努力下，我省终于出现了首个器官捐献者。
酸
协调员压力大
一般1年左右就离岗
“我不怕看遗体，不怕去殡仪馆，却对亲人间的生离死别难受万分。这个职业，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很难坚持下去。”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那种肝肠寸断，那种痛彻心肺，那种茫然无助，让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都难以承受。”苗博说。
海南首例器官捐献者小黄颅脑严重损伤陷于深度昏迷，医生宣告不治。小黄的父亲同意捐献儿子的器官救治他人生命。那一年，小黄年仅15岁，小黄的母亲和姐姐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
“虽然从医学上讲，孩子已无生还的可能，但母亲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签字同意，似乎只要一签下同意，她的儿子就永远也回不来了。”苗博说。
“家属必须至少要签两个名，一个是志愿捐献器官同意书，另一个就是愿意放弃治疗同意书。”苗博说，当时，小黄的母亲一直在恸哭，他实在不忍再坚持劝说签字。
苗博在请教专家后，最终小黄的母亲和姐姐以授权委托书的方式，由小黄的父亲全权办理器官捐献手续。“法律的文本我们都考虑得很仔细。”
最难受的就是亲属与捐献者最后告别。那一刻，亲人们有的紧紧趴在捐献者遗体身上恸哭，有的相互搀扶无语凝噎，更有的是悲痛之后的无助……
这个时候，苗博通常会双手合十，向捐献者行鞠躬礼。
“我不怕看遗体，不怕去殡仪馆，却对亲人间的生离死别难受万分。这个职业，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很难坚持下去。”苗博说，做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让人饱受煎熬的是一次次经历人世间生离死别的场面。
一次次目睹一张带着大大“奠”字的黄布，就这样遮盖住一个鲜活的生命，苗博感到生命无常，也会感到压抑和悲伤，“那几天情绪非常低落。”
有一例捐献者亲属在器官摘取手术前，突然向苗博提出能否有肝肾模型替代放入遗体里。当时离手术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苗博他们急得没吃午饭，满海口市打听寻找，终于在手术前在海南省医学院找到了模型，了却了亲属的心愿。
但这件事也曾让苗博感到困惑，劝捐违背了大多数人的习俗，亲属虽然同意捐献却也是在乎没有“全尸”。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劝捐是否是一件“正确”的事。
直到去年他再次参加了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学习，了解了器官捐献的意义和价值后，“很多问题豁然开朗。”他说。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大部分专职协调员在1年左右就离岗了，仅有少数坚持到三四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巨大的心理压力。
目前我省还没有专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12名人体器官协调员都是由省红十字会和医院工作人员兼职。苗博说，希望海南尽快建立专职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要关注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心理辅导，推进人体器官捐献事业。
“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团队。”苗博告诉记者，省人民医院也在不断总结经验，组建了由4人组成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团队。其中一名护士负责对潜在捐献者家属进行生活上的关怀和慰问，一名医生负责对潜在捐献者的医疗情况做出专业判断，苗博等2人主要负责与家属沟通协调，负责法律完成程序以及相关善后。
苦
一个细节考虑不周
就可能前功尽弃
“家属对于捐献的态度反复多变，这一刻同意，下一刻可能就改变心意。因此方方面面都必须考虑充分，一定要从捐献者亲属的角度出发，为他们着想。”
距离4月5日清明节还有两天的时候，苗博接到了老黄的电话，约好清明节一起去悼念小黄。
2012年12月，在琼中某学校读书的小黄因一场意外事故造成重型颅脑损伤，医生宣告不治。
经过苗博动员，老黄全家人同意捐献小黄器官。15岁的小黄由此成为我省首例器官捐献者，他捐出的双肾和肝脏、一对角膜，让5个病患重获新生。
2014年清明节，跟去年清明一样，苗博开车到海口西站接老黄，然后一起去海口殡仪馆。小黄的骨灰长久地安放在那儿。骨灰盒安放的位置是苗博选的，在长寿宫靠近门边的一个位置。
苗博跟着老黄到长寿宫把小黄的骨灰盒取出，祭拜完又陪着他把骨灰盒放回去。
在小黄整个器官捐献过程中，从之前的动员到之后的善后，苗博细心地安排了每一个环节，为成功实施首例器官捐献注入大量的心血。
“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你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家族，如果有一个直系亲属不同意，捐献就不能成功。一个细节考虑不周，器官捐献就可能前功尽弃。”
“受观念影响，家属对于捐献的态度反复多变，这一刻同意，下一刻可能就改变心意。因此方方面面都必须考虑充分，一定要从捐献者亲属的角度出发，为他们着想。”
“器官捐献工作，在我国还刚开始，人体器官协调员的一举一动也影响着器官捐献事业的形象，关乎事业的发展。”
首例器官捐献，我省无经验可借鉴，苗博靠细致入微贴近捐献者亲属。安排捐献者亲属吃住行，他考虑的是家属的饮食习惯；陪亲属说话，他考虑的是家属的心理感受，一直劝慰他们。
2012年12月21日晚10时多，首例器官捐献手术开始。红十字会做完鉴证，晚上11时50分器官摘取完毕，医生们开始救人的移植手术。苗博和护士留在手术室里。他要指导护士细心地做捐献者遗容的处理。捐献者的亲属就等在手术室门口，他知道遗体推出手术室，亲属还会再看看自己的孩子。
殡仪馆的车来接走小黄的遗体，苗博开着车跟着后面。他要到殡仪馆看着小黄被安置好，并安排好次日悼念和火化的事情。当所有事宜忙完之后，已是深夜12时30分了。这时，他才独自一个人开车回家。
第二天早上，他又在小黄家人来到之前赶到殡仪馆，小黄在冷柜里“睡”了一个晚上，他担心遗容会受到影响。在火化之前的亲人见最后一面时，见面会上，苗博要保证亲属见到的小黄是“好好的”。
“每次都请化妆师，精心打理捐献者遗容，充分为亲属着想。”苗博说。
苗博甚至第一手从火化工手里接过骨灰盒，再把骨灰盒交到小黄的父亲手里。
我省第二例器官捐献者是琼中20岁的黎族青年阿亮，他因先天脑血管畸形血管破裂过世，其父按照他生前的愿望为他捐献了器官。阿亮的父亲没有提其他要求，只希望能为儿子办一场悼念会，邀请阿亮生前的好友和同学参加。苗博一手筹备了这个小型悼念会。他找人制作阿亮的遗像，在殡仪馆布置现场，考虑水晶棺安放位置，花圈摆放，他还联系了车辆去接来了十几位阿亮的好友和同学。
悼念会圆满举行，阿亮的亲友们感到欣慰，苗博终于舒了一口气。
甜
器官捐献是
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我知道，长眠在这里的生命，都还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我因此而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欣慰。”
2年过去了，现在首例器官捐献者小黄的父亲老黄，还经常给苗博打电话，遇到困难时也会想到找苗博帮忙。
“器官捐献者家属把我当成了亲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跟他儿子有关系的人，似乎孩子的生命因我而延续。”苗博说。
省人民医院第4例器官捐献者是一名13岁的男孩，因为溺水不幸死亡。捐献后，男孩的父亲久久不能从悲伤中缓过劲来。他曾在拂晓的河边徘徊，然后给苗博打电话，说他很痛苦，觉得活着没有希望。他也曾经在夜晚向苗博倾诉思念儿子，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接到电话，苗博都耐心地劝慰他，开导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今年清明节，苗博和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起到海口殡仪馆悼念小黄等器官捐献者。这里，没有他的任何亲友，甚至，这些他悼念的人，生前都不曾认识他。“但我知道，长眠在这里的生命，都还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苗博因此而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欣慰。
那一天，老黄对记者说，他觉得全家做出捐献儿子器官的决定，是很正确的。“儿子的器官在别人身上还活着，我感觉就像我的儿子还活着一样，这样想着就觉得很安慰。”
受捐者的恢复情况，苗博也会及时告诉捐献者亲属。“恢复很好”，这样的话，无论是对捐献者家属，还是对苗博，都是安慰。
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康新立告诉记者，在省人民医院完成的4例器官捐献者，共计捐献了8个肾脏，这8个肾脏全部成功移植到8名尿毒症患者身上。
“他们全都恢复得非常好，如果你见到他们，完全看不出他们曾经是尿毒症患者。”康新立说。
有感于器官捐献，苗博曾自己赋文一首。
命运多舛，天似无情，曾言沧桑无日月，病魔狰狞忿恨。
仁心妙手，人间有爱，今看捐献有乾坤，慈善点亮明灯。
霏雨纷纷，暮霭沉沉。又是一年清明日，纸钱化作哀思。
高堂童稚，故友亲朋，念君音容犹在世，血脉长流新生！
“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不正是新生吗？”他说。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截至2014年4月7日，全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21731人，已见证成功捐献1622例，已救治器官衰竭患者4413名。
这些逐渐增多的数字里，饱含着全国人体器官协调员的努力和奉献。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