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在凤凰岛畔的疍家小渔船   彭桐 摄

　　神秘的族群，在时代的进程中，渐次消亡。世居海上的疍家人，逐渐转化成水陆“两栖人”。在明清两代，环岛海域而居的大批疍人，相继朝渔民化转型。通过海南大学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张朔人等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伴随着身上传统符号的变换，日常生活的空间改变，海南疍民的造船技术和接受的社会教育等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从海南的北岸到南岸，看到或单独游弋或结群而居的水上人家，都会产生是疍人还是渔民的疑惑。

　　居住：由水居到濒海

　　梳理史料不难发现，海南疍民身份变化的关键词是“渔民化”，其居住趋向是从水上、到岸边、再到陆地。这一显著变化始于明初，倭寇在海上活动猖獗，政府对疍民族群严加管制时。“编户立长，属河泊所，供鱼课”的刚性规定，使得以海为生的疍民群体沦为社会最底层，然而在此时段，海南疍民却基本脱离了贱民身份，向编户齐民下的渔民转变。

　　“脱离舟楫、濒海而居，在明清时期这已是海南疍民居所的主要特征！”海南大学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张朔人说，万历时期，罗曰褧在其《咸宾录》中指出儋州、崖州疍民为“以舟楫为家，或编蓬水浒，谓之木栏”。从以上所引众多方志来看，罗氏描述的并非本岛疍民居所实情。

　　不仅如此，海南疍民的居住空间甚至有向城市拓展的迹象。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记载，在明万历二年（1574），有海盗攻入文昌县城，“军民商疍被杀掠者二千二百人”，这表明疍民有居住在城市的可能。

　　张朔人说，通览相关史册，可得出结论：明代中晚期以后，海南疍民的渔民化倾向已十分明显，陈梦雷对文昌“蜑，世渔户也”的判断，顾岕《海槎余录》中儋州近400只渔船在新场海活动的记载，都可以证明。此外，建筑简陋、室内陈设简单，竹瓦板壁的“疍家棚”，是海南疍民居住的集中体现，但无论是“屋头开门”、“屋顶出入”，还是濒海而居、码头活动，抑或居住城市，与闽广沿海地区禁止上岸的“水居”比较，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职业：男捕鱼女织布

　　南宋周去非曾在钦州做官，他在著作《岭外代答》中指出：“浮生江海者，疍也。钦之疍有三：一为鱼疍，善举网垂纶；二为蠔疍，善没水取蠔；三为木疍，善伐山取材”。有专家称，这是对疍民职业划分的最早记载。清代人李调元划分疍人，沿袭了周去非的结论。《资治通鉴》则对疍民从事水上采珠做了细致的记录。

　　民国时期，岭南大学教授海南文昌人陈序经，对广东及港澳地区的疍民做了深入调查，得出“疍民职业种类繁多”的结论，渔业为其从事的主要职业，此外摆渡、水上运输、雇工，甚至有从事商业、厨师、煮盐业、在南洋“橡皮园、锡矿场”做工等。

　　张朔人说，随着汽船、轮船等水上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出现，疍民在原先从事行业中的垄断性已经逐渐弱化，其赖以生存的主要职业已经无法养家糊口，就业多样性正是这一群体逐渐被同化的主要反映。

　　将时光停留在疍家族群最为旺盛的明清时期，可见疍人主要从事三大产业，即以海洋捕捞为主，同时也从事农业、纺织业。男人主外打渔，是从事渔业、办税纳课的主体，且这一职业有明显的子承父业的倾向，而疍家女主内，主要从事家庭手工纺织业，可谓地道的“海上纺织女”。在众多地方志等史书中，可看到海南疍民因性别不同而出现的职业上的截然不同。

　　教育：从封闭到开放

　　海南疍民在水陆间往返穿越，生活方式改变，其教育也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现象。

　　据《万历儋州志》载，自万历三十五年起，疍民就“渔船”、“木排”、“硐口”三项杂税银60两6钱的征收问题，与“通州士民”展开了为期6年的诉讼。后经过知州曾邦泰“减银十两，以商船税抽补”的裁定，才告一段落。此获得胜诉与疍民群体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着一定关系。

　　最能体现该族群教育水准整体提高的是，万历四十一年，疍民生员不认可地方政府“凡疍籍人丁有充员役，止优免在州粮，不免在州丁”规定的诉讼案例。后该本州知州曾（邦泰）审将疍籍生员除免州中米二石，折二丁。

　　张朔人说，这两次诉讼事件表明，疍民的贱民身份已荡然无存，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与编户齐民同等的地位。

　　“疍民”一词仅是其职业的代称而已。从某个角度说，疍民教育开放式发展，事实上是疍民积极参与解决海南社会现实问题后的一种社会认同，也是该族群自身努力的结果。

　　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记载，在明万历二年（1574），有海盗攻入文昌县城，“军民商疍被杀掠者二千二百人”，这表明疍民有居住在城市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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