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琼山区攀丹村唐氏大宗祠里的唐胄画像   陈耿 摄

    唐胄（1471-1540），字平侯，号西洲，琼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明史》有传，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说得很实在。最后一句话，评价之高，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而被《明史》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尤其发人深思。

　　“岭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明史》、王鸿绪本《明史稿》（实为万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一句话。

　　笔者翻阅《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并未发现有称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样的说法，故而基本可以认定，这是由《明史》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钟芳《祭唐西洲文》（见《钟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岭海精英，公评端在”，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墓志铭》、王弘诲所作《神道碑》，均无类似评语。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琼山县志》等各类地方志中，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为文尚理，不事浮华。”也没有“为岭南人士之冠”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是“胄耿介有器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这与《明史》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应当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响。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评价唐胄时，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论断了。

　　“海南推为冠冕”

　　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举几例，如唐代名相张九龄，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对唐胄的评价中，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即“为岭南人士（一时）之冠”。清代光绪十九年，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赞》，文中便称唐胄“耿介孝友，一时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也有像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海南推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可谓人才济济。《明史》为之立传的海南人，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分别是：薛远、邢宥、丘濬、廖纪、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荣瑄属于特例，姑且不论。就其他人物而言，薛远、廖纪、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丘濬更是入阁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与丘濬并称为“海南双璧”，邢宥与丘濬、海瑞并称“奇甸三名贤”，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论者谓公（邢宥）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庄、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此决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海瑞、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以师事之。还有钟芳，官至户部右侍郎，被《广东通志》称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虽然《明史》只提及钟芳的名字，没有单独为他立传，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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