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节期间，谢良青（左）、陈郑民（中）和梁杏新（右）在永安村的龙眼树下闲聊，追忆往事。

能讲多种方言的陈德隆。

现年92岁的谢壮培，当年是民兵排长，曾护送船工出村。

　　记者 陈耿 特约记者 陈家贞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广州后，一路挥师南下，进驻雷州半岛，厉兵秣马，谋划解放海南岛。

　　琼崖军民闻讯，斗志昂扬，一边筹集粮款支援前线，一边秘密组织和派遣向导，潜渡雷州半岛，为即将南下的大军引水导航。1950年初，海南岛沿海地区有一大批渔民，参与并见证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其中就有12名儋州渔民，在两名琼崖纵队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从昌江海尾永安村动身，成功渡海北上，成为解放海南岛的带路人。

　　每年清明节回老家扫墓，离休干部、昌江海尾永安村的谢良青都要到村里的那棵龙眼树下站一站，沉思良久。他已86岁高龄，从海南解放参与工作迄今，66年来谢良青一直坚持这么做，不为别的，只为缅怀当年发生在龙眼树下的那些事，怀想当初那些勇敢的人们。

　　在谢良青的记忆中，永安村的龙眼树见证了这个村子的抗战史和解放史，尽管那棵老龙眼树在海南解放不久后便枯死了，却很快又从根部长出一棵新树，仿佛寓意着老的一代人会过去，但新的一代人会起来，过去的事情会成为历史，但不该在年轻人这里遗忘。2013年，一些老党员和村民，用砖石将龙眼树围起来，生怕它受到损伤。

　　永安村92岁的谢壮培和南罗村97岁的梁杏新、88岁的陈郑民，都是老党员，在他们的共同回忆下，66年前那段岁月的细节，一时间清晰和丰满起来。

　　为什么是永安村？

　　1949年底，当中共琼崖区党委根据上级部署，决定岛上各地委要秘密组织派遣向导赴雷州半岛接应解放大军后，南区地委特派员符耿光来到了昌江二区，即今天的昌江海尾镇、乌烈镇、十月田镇一带，传达这一重大信息；几乎是同时，在与昌江隔珠碧江相望的儋县海头地区，西区地委特派员羊礼也在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他甚至出发到昌江二区联络革命群众，尤其是堡垒户。

　　最终，南区和西区地委联袂行动，负责指挥的便是羊礼、符耿光和昌江二区区委书记黄尚勤。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多多，如，联络地点的选择、渡海路线的选定、渔民向导的物色、交通工具问题、通行证的制作和渡海的具体时间等等。

　　“为什么选在永安村作为联络点和出发点？”记者问道。

　　这一问题重启了几位海尾老革命记忆的阀门。

　　“主要是因为永安村和周边地区都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不容易走漏风声。譬如，西区地委特派员羊礼就是海尾新港村人，几乎全家都参加革命，他的母亲林带美因此有‘革命母亲’的美称。”退休前当过昌江县民政局局长的陈郑民这般概括，“再就是永安村距离海边不足2公里，不远也不近，非常方便行动。”

　　永安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日军斗智斗勇，巧妙周旋，隐藏中共地下抗日力量，先后有2人在战斗中牺牲，5名村民死于日军屠刀之下。

　　谢良青说，住在龙眼树旁边的“革命堡垒户”陈凤香，对革命同志更是呵护和照顾有加，不管夜里有多晚，只要收到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要进村的消息，她都会即刻起来生火做饭。

　　由于永安村的绝对安全性，这里成了中共琼崖南区和西区地委联席会议，以及此后多次接头和谋划会议的首选地点。

　　私刻“乡公所”印章办通行证

　　有了谋事场所，只是行动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硬骨头”，需要一块块地啃掉。

　　在敲定秘密渡海线路的同时，也选定了最佳带队人员，西区选派儋州籍的傅三美，南区则由昌江本地人陈德隆领头，尤其是陈德隆，他的母语是儋州话，同时还会讲临高话、海南话，也听得懂普通话，又是渔民出身，可谓最佳人选。

　　地下工作者、“革命母亲”林带美则通过私人关系，秘密购买了两只渔船，从珠碧江以北的海头，雇请到了12名船工。由于当时没有记录，时至今日，谢良青等人仅仅记得其中3个人的名字，而且可能只是小名或谐音——李苟美、吴护美、王良兴。

　　当时的国民党琼崖当局，全面封锁海域，对沿海渔船也是严加监管，没有出海通行证决不允许出海捕鱼。为了解决通行证，陈德隆等人想出一计——伪造证件。

　　某日，谢良青和另一位革命同志吴华，在海尾村两名妇女桂研研（已故）和黄正香（现年90岁）的陪伴掩护下，前往国民党海尾乡公所办公地，趁敌方不注意，吴华用左手悄悄抠下一张告示。回来后，由书法很好和模仿能力很强的革命同志何国兴，刻了一枚海尾乡公所的公章，私自制作了出海通行证。

　　南风起时，深夜扬帆渡海

　　即将出发，12名儋县船工连续3天集中到永安村的大龙眼树下，接受符耿光、羊礼等人的动员和鼓劲。林带美甚至已经按照组织的指示，买齐了两船渔货，准备伪装成商船出海。但是，他们迟迟没有出发，好像还在等待什么。

　　都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原来，对于集结在永安村的12名船工和带领人陈德隆、傅三美来说，具备了“地利”和“人和”因素，还不能贸然行动，他们还需要“天时”——南风。

　　永安村的老人告诉记者，每年要到元宵节前后，海尾地区的海域才会刮起南风，过去的木帆船，没有南风出不了海。

　　66年前，海尾一带的气候也是如此，巧的是，从3月2日夜里开始，海上就吹起了南风。时不我待，陈德隆等人决定即刻动身渡海。

　　当天下半夜，彼时已是3月3日，进入元宵节，12名儋县船工集中到龙眼树下，他们环抱大树，有人禁不住还落了泪，生怕这一走不再回来，临走前一定要抱住故土的某个物件不放。

　　月朗星稀。在林带美引路和民兵排长谢壮培等7人的护送下，傅三美、陈德隆和12名船工途经南罗村，顺利抵达海尾新港，从一处俗称“后边山”的小高地下水上船。

　　当革命同志还在海上奔波的时候，谢良青随口编了几句顺口溜，如今依然记得：“三月三日好日子，顺风顺水有风帮；偷渡时间是命令，时间到了就开帆。”

　　经过三天两夜的艰苦航行，傅三美、陈德隆和12名船工于3月5日的下午，抵达雷州半岛的乌石港，与解放军接上了头。

　　谢良青说，傅三美、陈德隆和12名儋县船工后来又从乌石港转移到蒙龙港，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的安排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观察海情，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为渡海南下做好充分准备。

　　1950年4月16日晚上7点半，12名船工与解放大军一道大举渡海，以木船打兵舰，以船工为“海军”，突破了国民党军在琼州海峡上的封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第二天下午登陆海南岛。此后，四野劲旅以破竹之势，于5月1日解放海南全岛。

　　海南解放后，陈德隆和几名船工一度回到永安村，再一次环抱那棵又高又大的龙眼树。不久以后，大树枯死了，但又长出新树，似乎要让后人念想过去的岁月留一个可以寄托的实物。

　　现在，谢良青等老革命和老党员希望能够在永安村龙眼树那里，树立起一座小型的纪念碑，铭记那段革命人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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