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邮筒的记忆是从那年母亲去大姐家开始。那年母亲去长春大姐家,父亲就鼓励刚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我给大姐写信。信内容记不清了,只是记得父亲给了我一角钱,到邮局买了一张八分钱的邮票,仔细贴好,我踮起脚才把信投进邮筒里。此后的日子就是盼着大姐回信,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仍没有大姐的回信,父亲鼓励我再写。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十多天我就有一封信寄出去。母亲在长春住了近一年,也没有收到大姐的回信。后来大姐送母亲回来时才搞明白,我把“义和路1—17号”,写成了“17—1号”,所以大姐一封信也没有收到。
我在十七八岁时突然迷上了诗歌创作,日里夜里和那些分行的文字较上了劲,以为写出来就能让编辑热血沸腾,能让读者泪奔,急匆匆地装进信封塞到信筒,可大都是泥牛入海。
随着各种即时通讯工具诞生,信件传递这种联络方式已渐行渐远,远得几乎快看不到影子了。有人说,今天如果你收到一封手写的信,会是你这天最惊喜的事情。
望着仍坚守在街头的邮筒,有时我在想,它终究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退出历史的舞台。
(编辑:王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