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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话植树—— 孟春之月 盛德在木
来源: 海南日报 作者:沙可 时间:2018-03-12 15:21:43 星期一

  文\本刊特约撰稿 沙可

  3月12日是中国的植树节。1979年2月,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中国的植树节。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植树节前后,中国各地都要集中进行植树造林活动。

  中国植树节的由来

  中国的植树节,因时代的演变,先后作了三次改定。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意识到森林的重要意义和倡导植树造林的人。191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由农商部总长周自齐呈准大总统,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如期参加,举行植树节典礼并从事植树。

  1928年北伐完成后,4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1929年2月9日农矿部又以部令公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16条。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农矿部长易培基遵照孙中山先生遗训,积极提倡造林,于1930年2月呈准行政院及国民政府,自3月9日至15日一周间为“造林运动宣传周”,于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式。北方地区以3月初旬,寒气未消,还不适于栽树之故,特规定植树式仍于3月12日举行外,造林宣传运动周延至清明节行之。并由该部公布《各省各特别市各县造林运动宣传周办大纲》7条,以便全国照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79年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林业总局局长罗玉川提请审议《森林法(试行草案)》和对“决定以每年3月12日为我国植树节”进行说明后,大会予以通过。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从此,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作为一项法律开始在全国实施。次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

  其实,我国古代人们也普遍喜欢在清明节前后植树,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也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

  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上名人与植树

  我国从古到今历来重视植树造林。《礼记》记载:“孟春之月,盛德在木”。

  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费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不胜感慨。

  三国时东吴名医董奉医术高明,乐善好施。董奉隐居庐山期间,为贫苦百姓看病,从来不取分文,只要求病人病愈后按病情轻重,在他住所前后种杏树,重病者栽五株,轻病者栽一株。几年光阴,他的房前屋后竟有十万余株杏树。每当杏熟,董奉用来换谷米救济贫民,人们称这片杏林为“董仙杏林”,后人遂以“誉满杏林”称颂医家。

  唐代诗人白居易爱树如宝。他被贬任忠州刺史,年年都种植花木,并赋诗咏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有买花者,不限桃李梅”;他在《春葺新居》诗中又说:“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

  宋代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种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可见他对树木的热爱程度。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古代帝王种树“蛮拼的”

  翻阅史册,不难发现,一些古代帝王在种树这事上也是“蛮拼的”。早在公元前五帝时代,舜帝便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部长”。

  世人印象中,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其允许存世刊印的书目中却有种树的书籍。不仅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下令在道旁植树,要求在修建驰道(即今天的国道)时,路旁每隔7米就要种一棵树,贾山的《至言》一书记载:“秦为邓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以青松”。这估计是中国最早的“绿化带”了。

  一向重视农业生产的汉文帝、汉景帝父子对种树这事当然也不含糊,曾九次颁布劝民植树之诏:“多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而南北朝时的北魏孝文帝,这位以“汉化改革”著称的鲜卑族皇帝,不仅给百姓分田植树,连树的品种、数量及栽种时间都有详细规定。

  隋炀帝在植树造林上是个有识之士。今人每称柳树,总不觉与“杨”并提,却鲜知此美称源于隋炀帝。公元605年,他下令开河挖渠,开凿通济渠后,他接受大臣虞世基的建议,带头在运河两岸栽植柳树,并御书赐柳树姓“杨”。同时,他还大行奖励之策,诏令民间种植柳树,“柳一株、赏一缣”,缣就是双丝的细绢,每种活一棵,就赏细绢一匹,此赏赐实属不薄。

  唐朝规定,凡驿站与驿站之间,都种上道树。开元年间,还下令各地在通衢两旁都种上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

  《宋史·太祖本纪》载:宋太祖课民种树,夹河两岸广种榆、柳护堤。还根据植树多少把百姓分成五等,并下令凡是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宋太祖还将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对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晋升一级。

  相较于赵匡胤的“正面倡导”,元世祖忽必烈的政策可就让官员们诚惶诚恐了,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将植树立法的帝王。他要求各级官吏每年都要上报种树情况,对于失职或弄虚作假的则按法律论罪。《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忽必烈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种榆、柳等。同时严饬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审报不实,按律治罪。这样的规定,旅行家马可·波罗大为赞赏,并不忘在文章中“点赞”。

  明清时代,植树规模有更大发展。如果有人排“帝王种树排行榜”的话,明太祖朱元璋当居榜首,朱元璋在推行一系列振兴社会经济文化措施中,就有植树造林一项。“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这位“放牛皇帝”很有经济头脑,一上任就大力发展“经果林”,“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植树任务者惩罚,对砍伐树木者治罪。在他推动下,大明朝种树成风,全国种树规模在10亿株以上,仅南京钟山一带就种了50余万棵梧桐树、棕榈树,他自己也由此获得了“种树皇帝”的雅号。

  清朝前期,也要求地方官员劝谕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和牛羊践踏及盗窃之害。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提倡维新,光绪皇帝曾诏谕发展农林事业,兴办农林教育。

  孟春之月好种树,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库提供)

(编辑:王思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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