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墩书院和后来砌筑的璞墩是陈文徽读书、教学、弹琴、会友和欣赏歌舞的隐所。 吕璇 绘图
古代海南的教育在明代达到一个巅峰，究其原因，既有官方的重视和推动，也有民间的响应和助力。除了官办学府，半官半民或纯粹民办性质的书院，对琼州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
桐墩书院是有史料记载的明代海南创建的第一家书院，且是民办书院，创办者陈文徽只是一名贡生，但他在放弃科举道路之后，热心教书育人，醉心琴棋书画，直至终老。
传世的文献对桐墩书院记载不多，不过有关陈文徽的故事不少。
——编者
在科举取士的年代，有人走读书仕进之路，有人无心仕途，选择隐居，明代海南第一家书院——桐墩书院，其创建者陈文徽就属于后者。
陈文徽是府城东厢人，隐居的地方最远离闹市不过二十里，可谓“隐于市”；他不但会弹琴，还能制琴，擅长画墨竹，却不显露这一特长，也不喜欢落款；他年轻时是“文艺青年”，年老了依旧很文艺，性情豁达潇洒。
陈文徽与丘濬、邢宥、王佐、薛远、唐继祖等海南先贤同处一个时代，其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很受称许。
执着种桐为哪般？
一部正德《琼台志》，竟然在“书院”“楼阁”“岁贡”“艺术”“杂事”等5处提到陈文徽，言辞之间也看出纂修者唐胄对这位先辈的敬仰。陈文徽没有留下任何文学和艺术作品，他的思想和言论却被同时期的诗文所引用，因此得以存留下来。
陈文徽字“允谐”，一字“汝谐”，祖上迁自颍川，即今河南许昌一带，他生在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自幼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但他的科举之路并不畅通，多次参加各类考试都不顺利，景泰（1450—1457）年间，品学兼优的陈文徽才以“岁贡”的身份，被选送到北京国子监读书。
但是，不知道是否因为个人志趣转变，陈文徽没有像好友丘濬等人那样，继续走科考之路，而是选择回到家乡，隐居授徒。
1447年秋天，3年前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的丘濬与陈文徽话别，第二次赴京准备参加来年春天的会试，“予以丁卯之秋与君别，随计之京，是时墩未培，桐未树。”丘濬在《桐墩记》中写道，“岁辛未来归，仅五春秋，再踵君堂，则已崭然以高森然，可把矣。”5年前，桐墩还没填起来，5年后，树已经长得像模像样了，想必海南地热，树也长得快。
5年间，丘濬不但于1448年春闱落榜，1451年仍是未中进士，于是黯然返琼，探访老朋友。此后他继续苦读，1454年终于考取二甲第一名——传胪。从举人到进士，丘濬耗费了整整10年时间，而与此同时，陈文徽一定做了很多事，也一定“玩”得逍遥快乐。
中国历代都有一本正经地“玩”的人，尽管这类人并不多。
其实，陈文徽的桐墩不过是一个小土堆，离府城也就5里多一点，“墩高丈余，去郡城东半舍许。”（丘濬《桐墩记》）
陈文徽说，他爱琴如命，但很难得到好琴，而古琴的用料必须是桐木，否则声音不悦耳；但桐木必须是生长在石头缝中的才是佳品，而不一定要面阳背阴。“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完故声不扬，此琴往往失古人之意也。”然而，海南本土并不适合桐树生长，偶尔见到一两株，大多生长在平坦空旷的“积阴之地”。
于是，陈文徽在府城东边开阔的“阳明之郊”（估计离家也不远），在土堆上垒石后，种了十多棵桐树，希望几十年后能用桐枝制琴，或许可以藉此体会古人谱曲的初心。
“小伙伴”丘濬还记录了陈文徽的“分享”意愿和精神：“然非独己用也，凡吾之子弟，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之乡邑，吾之后人，苟有志于古音者，皆于此取材焉，可也。”
丘濬最后写道：“虽然，为十年之计者树以木，为百年之计者树以德，木云乎哉？”陈文徽既种树，又种德，不但有十年之计，更有百年之计，不愧为一代乡贤。
陈文徽的桐墩高约五寻（一寻为八尺），相当于现在的12米有余，墩下是平田沃壤，有溪流环抱，环境优美。他在桐墩脚下盖房藏书，取名“桐墩书舍”，起初只是与志同道合者探讨学问，等待桐树长大，没想到学者和生徒越来越多，便干脆办起了书院，“桐墩书院”因此顺其自然地诞生了。
陈文徽为什么如此爱琴，以至于要亲自种桐制琴？弹琴和读书有什么关系？他曾说过：“书以穷理道，琴以禁邪思，学者必禁绝其邪思，而后理道可明。”原来，他相信古琴乐声可以帮助读书人心无邪念，可以“涤除玄览”，便于明白书中的道理和要旨。
景泰初年，陈文徽以贡生的身份赴京入读国子监，虽有“上舍生”的冠带但无意出仕，却因此深得翰林院学士刘俨（1394—1457，状元）和岳正（1418—1472，探花）的喜爱，刘俨还应他们之请，为其桐墩书院写了一篇“记”，对陈文徽和琼州寄以厚望：“今陈君于琴于书既两得其趣矣，而复多聚书，旋树桐以备其用，以启迪乎后昆，旁及乎乡郡。吾知琼虽远在海滨，异时弦诵之闻无间邹鲁，将不自兹始？”
诚如这位江西吉水才子的预判，整个明代，海南士子登进士科者代不乏人，考中举人者不胜枚举，像邢宥、海瑞这样以廉能扬名天下者，也不在少数，因此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溯本追源，谁能说这里头没有陈文徽的一份功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