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谣百年历程折射当今创作缺失

　　中国童谣的发展具有百年历史，这一传承不容忽视。

　　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拉开了中国少儿歌曲百年曲折发展的序幕。

　　学堂乐歌就是在新式学堂音乐课上教给孩子们的歌曲，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有意识的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一种手段，它的教唱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这是中国近现代创作史中最先得到发展的一种歌曲形式，伴随并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阶段的雅乐衰落僵化，来自民间俗乐的“雅部”（主要是指昆曲、琴曲）也渐趋走向衰落，于是，出现了一些反映当时斗争生活的革命民歌和学堂乐歌。《勉学》、《运动会》、《地球》、《赛船》等乐歌，曲调绝大多数采自日本、欧美，在内容上尽量做到通俗，其中歌词和曲调在艺术上融合最好的一首经典之作就是李叔同作词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或也未曾想过的是，正是这一批具有典型中西拼合状态特征的学堂乐歌，掀开了20世纪中国少儿歌曲创作的序幕。

　　这一时期，沈心工和李叔同是成就最为突出的两人。沈心工当时风靡一时的《男儿第一志气高》创作于1902年，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首学堂乐歌，此后数十年间被广泛传唱，流行不衰。

　　而李叔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音乐读物《音乐小杂志》，回国后辗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从事音乐教学。李叔同的歌曲大多触景生情，气质典雅，在声韵上词曲结合非常巧妙，他所编的《春景》、《送别》、《西湖》，尤其是《送别》，后来被选为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也与影片怀旧忧郁的氛围极其吻合。但在当时，儿童歌曲“拿来”的曲调与中国歌词的搭配，没有考虑和研究过对少儿心理特征和少儿审美取向，多数乐歌，仍深奥艰涩，缺乏童趣。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间，少儿歌曲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表现出了一种勃勃生机，本土的、民族的少儿歌曲逐步显现了出来。

　　1920-1930年代，出现以中国儿童歌舞剧新题材奠基者黎锦辉为代表的儿童歌舞剧创作。这其中包括教育孩子们要善良诚实的《麻雀与小孩》，歌曲配有人物和故事，不但可以唱，还可以表演，很快便在学校流传开来；同期还有嘲讽封建教育腐朽，强调因材施教的《小小画家》；反封建范迷信的《月明之夜》等。

　　在1930-1940年代，革命歌曲大量显现，在少儿歌曲创作队伍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聂耳、冼星海、麦新、宋扬等。于是，我们听到了那熟悉的歌声：“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地去卖报……”《卖报歌》就是创作于此时。

　　想想《卖报歌》当年是如何创作的会至今常唱不衰？1933年，聂耳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工作期间，与一个10岁卖报小姑娘———小毛头交上朋友，长期的观察接触引发创作的灵感，篇幅小小的歌曲，却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而今愿意为谱首曲子深扎孩子身边的创作者，又有几人呢？

　　当代儿歌创作需举社会之力

　　新中国解放后，儿童歌曲创作也出现了大转机，涌现了一批创作的专业人才，乐观向上的旋律深深打动了少年儿童。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一时期，《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荡起双桨》、《劳动最光荣》，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在至今“70后”至“90后”青年人心中仍有着浓浓的情愫，这些儿歌使得中国儿童歌曲创作达到了鼎盛期。

　　“文革”十年是少儿歌曲创作的萧条期，虽然每年一册的《战地新歌》都推出了一些儿歌，但内容整个被政治化。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有3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向着韶山跑》、《红星歌》等。

　　回首过往，感叹今昔，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在孩子还没有出生前就开始了音乐胎教，然而，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孩子，却没有什么新的儿歌可唱了，孩子一张口，不是流行歌曲，就是恶搞儿歌，其实，那一批影响了好几代人的经典儿歌，正在慢慢老去，而新的精品还未成型。

　　作曲家魏庆荔认为，当代儿歌的创作和推广，单靠热情不行，需要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支持，也只有凝聚社会之力，方能让儿歌重现生命力和曙光，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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