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前老街。 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文昌清澜港，当年许多下南洋的人从这里出发。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昌铺前港，当年海南人下南洋的出发港口之一。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编者按

　　“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被并称为近代中国的三次移民潮。海南人南下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贸易经商的历史悠久。在漫长的时光里，一代代海南商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克服重重困难，在异国他乡打拼创业，书写了一段段含着血泪与梦想的传奇。尤其是自明清以来，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大批海南人前往南洋谋生，琼侨力量进一步壮大，建立了一大批会馆等社会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海南周刊今日推出“丝路海商”系列报道之《下南洋》专题，为您讲述海商下南洋那段跌宕动人的传奇故事。

　　海南岛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它外向型的发展模式。东南亚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便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下南洋曾是海南岛一种较为独特的人文现象，也是海南人积极寻求新生活空间、一代代琼侨融入世界经济文化大潮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怀揣着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梦想，还是将南洋作为战火纷飞时期的避难所，下南洋的华侨对海南的影响，几乎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部分海南商人乘船南下，或往来贸易或留居不归，成为传播海商文化的重要力量。

　　唐宋

　　对外贸易增多，早期华侨出现

　　唐代是中国与外域特别是东南亚等地关系空前发展的时代，对外交往频繁。“北枕雷阳，东连广郡，南近交趾，西通合浦、象林，诸港可通舟楫，乃四通八达之区也。”当时的海南，地处南海中西航线之要冲，拥有丰富的热带土特产品，与东南亚等地建立并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也使海南人移居海外成为可能。

　　不过，早期的出洋者仅是出洋的拓荒者，或渔夫，或商民，去了其他国家后又返回故里，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华侨。借航运之便，流寄海外，留居南洋一带较早者应当出现在宋、元时期。

　　到了宋代，海南的对外贸易更加发达，岛内外各方面联系显著加强。海上贸易的兴盛促使一部分从事这一活动的海南人“住番”，居久不归者成为早期的华侨。

　　除了主动南下经商求富，亦有被动的人口迁徙。南宋时期，又有大批居住在福建和广东沿海的人迁移到海南岛东部及东北部一带，使该地区人口急剧膨胀。地理环境无法承载这么多人口，其中的一部分人面临再次迁徙——下南洋。

　　至宋末，海南岛与东南亚的贸易已有一定规模。当时，海南的沉香、生香、槟榔、花梨木、琼枝菜、高良姜等大宗产品依靠海上运输，频频输出。

　　据《琼侨史略》记载：宋灭元兴，元朝继续大量派兵南下，企图征服南洋，剿除南宋残余臣民，但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军事行动失败。不少元军官兵散居南洋各地，其中也有一些琼籍兵。

　　明清

　　“海禁”松弛，海南移民热潮涌现

　　不过，海商的下南洋之路，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

　　丘濬在《学士庄记》中说：“海口是为港门，帆樯之聚，森如立竹。”足见当时琼州对外贸易之兴盛。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客观上起着鼓舞和促进我国沿海地区居民出国贸易的作用，海南岛出现了向外移民的热潮。

　　尽管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仍无法断绝私商贸易。由于海南拥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东南亚的贸易不但没有中断，反而继续发展。

　　据《琼海县志》记载：明代草塘埠一带渔民，常运载西沙、南沙群岛捕捞的海鲜品和贝壳到南洋销售，有少数人随船散居于东南亚一带谋生。出洋者跟随海南“大沙船”往返于海南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他们多从博鳌港、海口港、文昌清澜港乘船出洋，也有些从潭门港和长坡青葛埠出去。

　　由于下南洋的规模扩大，影响了国内社会稳定，清政府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颁布南洋禁航令。据《琼州府志》记载：“康熙五十六年，甲严洋禁商船，不许私造往南洋贸易，有偷往外国之人，督抚大使通知外国，令解回正法，再奉旨，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准其载回原籍。”这也说明，1717年前，已有海南人到南洋谋生。

　　清雍正八年（1730年），“海禁”有所松弛，海南再度掀起出洋潮。一批又一批冒险者，从文昌的铺前港、清澜港和琼海的潭门港、博鳌港等地搭帆船或渔船去南洋谋生。

　　清道光五年（1825年），琼州帆船运载商品直达新加坡。1830年，琼州帆船已到马来西亚槟城通商。这个时期，经商者仅短暂逗留便返回。至1840年后，开始有大量的海南人移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槟城，马来半岛东海岸的龙运、格底、甘马仕和甘马挽是较早的落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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