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

　　魏文侯敬待老师的深远意义被后人严重忽视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他们也许对得起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对不起中华民族。习惯一旦形成，改造起来就会异常艰难。尽管后世的儒家学者们极尽努力，终于没有能够挽回。我不妨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程颐

　　北宋时期的苏东坡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同时代的程颐却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很讨厌程颐，因为他是理学家，他主张要坚定人生操守，要限制感性生活的欲求。大家虽然讨厌程颐，却都喜欢苏轼，因为他豪放，活得潇洒！程颐是宋哲宗皇帝的老师，原来老师给皇帝讲课都在一边站着，到程颐这里改了规矩：老师坐着，皇帝站着。这是恢复先秦孔孟时代的历史性创举，这是真正伟大的、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

　　老师因为地位崇高，不可侵犯，才敢于、并且有资格批评君王，斥责君王，匡正他那已经偏斜并且随时还可能继续偏斜下去的良心！老师可以监督中国政治，矫正它的偏失，阻遏它向邪恶的方向发展。这是孔子确立师道尊严最为重大的意义，很多文人墨客根本就看不懂这一点。苏东坡虽然是传世的大文豪，但他根本看不懂这一点，以为程颐是在故意抬高自己，对君王不敬。后世的文人墨客，也跟着胡乱的评头品足，说程颐疯癫，苏轼豁达。老师不受尊重，老师一旦没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所不敢也不能轻易触碰的地位和保障，承载中国文化的圣道，就会因此而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以道抗势的可能性，也就跟着自动丧失。统治者，甚至各级各类的官员们，就可以随便凌驾于知识分子和社会公平正义之上。等到民众遭受无休止、无边界的欺压剥削的时候，再来大呼小叫地抱怨官府和官员，时机已经来不及。因为没有定下尊师的合理规矩，临机也就无计可施了。

　　魏文侯敬待老师，继续春秋未绝的传统，开了战国时代一个很好的片头。可惜中国历史这部大剧，在向后的不断上演过程中，被贪功求利的混账官员们破坏掉了。这就使得后来历史中的皇帝，不再把老师放在心上，而是把老师也当成了他的奴仆使用，就好像把他父亲当成佣人来使用一样。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的说法，魏文侯把孔子的弟子子夏请到自己的身边，子夏向他传授了必要的经典知识。实际上他真的是魏文侯的老师，而不仅仅是一位魏文侯以师礼待之的社会贤达。

　　魏文侯的时代，老师在整个中国的不同诸侯国中，都普遍受到礼遇和重看。文侯之孙，就是梁惠王，曾经受到孟子亲切的教诲，孟子告诉他不要整天把利益挂在嘴边上，心里要装载仁义。尽管梁惠王以各种理由推托，并不接受孟子王道政治的主张，但对孟子却是礼敬有加，因为孟子是老师！老师是绝对不可以慢待，更不可以迫害的！

　　孟子见梁惠王（资料图）

　　实际上，有关这一点，就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也不懂。他对于孟子对待齐宣王招而不致，行而不辞，大放厥词说：“愚恐后世挟其有以骄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以自况。”这是司马光在其所著《疑孟》中的话语。从其所著的篇名就可以看出，他要怀疑孟子。司马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孟子面对君王之招，可以不应，离开又不向君王告辞，有失尊君之礼，不值得提倡。如果提倡孟子这样的做法，后世的臣子们就会以此为借口，骄傲地慢待君王，而那些无所事事，只贪图官位和利禄的人们，也会援引孟子的做法作为参照，仿佛他们的行为有至高无上的根据一样。”南宋大儒胡五峰先生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

　　“师严，然后道尊，贵贱一也。孟子于齐王，有师道焉，未闻有官守言责也。夫官守于一职，言责于一事，职修事行，则有功而受赏；出守忘责，则有过而受罚。可程，可督，受之于君者，臣也。君所未知，而已发之；君所未有，而已与之，提携其善，増益其能，以陶冶君心，君反受命焉者，师也。孰敢官之而责以言哉？故齐王于孟子，招不能致，去不能止，而蚳鼃之徒不敢拟议者，以孟子有师德而师道固然也。司马子曰：‘愚恐后世挟其有以骄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以自况。’是不识孟氏心而未知所以为师耳。噫！自秦汉以来，师傅道绝，朝廷乏仪，大抵皆袭嬴氏尊君抑臣之故，无三代之遗风久矣。司马子习于世俗，溺于近闻，譬之安于培塿者，骤窥泰山，乌得不惊且疑乎？”（胡宏《释疑孟》，见王立新点校本《胡宏著作两种》第277页，岳麓书社2008年9月出版。）

　　这是胡五峰先生针对司马光的说法所提出的批评和矫正，文字出自胡五峰先生的《释疑孟》这部著作中。很显然，书名就是针对司马光对孟子的误解所作的矫正。

　　胡五峰先生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是：老师有尊严（包括社会对其尊重的保护和自身对自身尊严的维护），文明之道、仁义之道、社会公道才会被世人看重。如果孟子轻看自己，凡事都以君王为重，那么承载中华文明的大道，就会因此被看轻。如果你是一个官员，你的来去就都得向君王交待。但是即便如此，一旦君王只凭自己的好恶判断和处置问题，不能使为官者尽到职守，那么官员也可以脱身离去，但必须要向君王交待，而后辞行，因为你是他的下属，你不仅要遵守上下等级的礼仪规范，而且还要表明自己的来去明白。坦坦荡荡的来，光明磊落的去。但这是官员，也就是君主的臣下的做法。孟子不是齐宣王的臣下，是他的老师，曾经为他解答很多重大的人生和行政的疑难问题。他的职任是陶冶君王之心，教其改邪归正，他不受命于君王，君王反倒应该受命于他。他的来去行止，既不受制于君王，也不必受制于君王。他完全可以“恕不奉告！”君王招他，他不必来；他要离去，君王也没有理由和资格阻止他！

　　胡五峰说司马光既不理解孟子的深远用心，又不通晓老师的真正含义，所以才做出了上面的似是而非的判断。那么像司马光这样的大贤人，为什么会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呢？原因在于自打秦汉以来，师道被毁弃了。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定型，天下只知道尊君，而不知敬师。朝廷不再设立对老师的至高无上的待敬礼仪，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了。这都是从秦始皇开始强调君主至高无上、至尊无比的历史恶果。司马光虽然是大贤者，但因为久处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习染成了自然，冷不丁的看到孟子这样对待君王，以为不合乎人世的通行之礼，于是怀疑起孟子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就好像一个长期生活在小土包边上的人，忽然看到雄峻的高山一样，惊呆了！吓傻了！这世界上，怎么还会有比土包还高大的山峰呢！

　　各位，我并没有把问题拉远，因为我们学习历史，绝对不是仅仅为了知道几个故事。当然，知道几个故事，总比不知道好些。学习历史，是要增长见识，增加知识。但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仅只是最基础的一小部分。仅仅满足于这小部分，你就不会真有大的长进，历史就差不多等于白学。这样学历史，就差不多等于玩物丧志。把历史仅仅当成一点过去的知识，这是对历史的亵渎。这样去学历史，对人生也没多大益处。

　　君王或者其他任何权力拥有者，都不可以随意使唤老师。作老师的，也不可以随便去当官，因为那不是提高身份，而是降低尊严！非有特殊的需要，一定要出仕解决生民、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则断不可以随便出来做官。尤其不可以为了功名利禄的原因出来做官，这是作老师的大忌。老师是不可以随便被摆弄的，处长、省长、宰相都不应该比老师的地位高。这是夏、商、周的优良传统，到春秋和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被废弃，所以魏文侯还能承袭这一传统，这是他的幸运。当然，很多重要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都是从老师的羽翼下，展翅飞往政坛和社会各界。这是社会、国家和君王的福分，也是老师无尽的功德！但是，老师却不必直接亲自去做官！这是魏文侯待敬老师，甚于看重臣下的更深远的理由。

　　李克的判断，在一定的意义上，至少反映了尊师甚于重官，包括大官员，甚至宰相，在那个时代的魏国，已经蔚然成为风气。因此，魏文侯选择魏成作相，乃是因为他曾经给自己举荐了好老师。他宁愿暂时不用善于发现、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翟璜，尽管他为自己选拔了很多异常杰出的军政官员，解决了自己国家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

　　再看翟璜，说他功高盖世，绝对不算过分。他没有资格当宰相吗？不是，而且他知过能改，而且是立刻就改，不待来日。古今大臣，像他这样的并不是很多呵！他该是多么可爱呀！但是连他这样的都当不上宰相，可见魏国风气之正，人才之众。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也看到了魏文侯选才之尊卑分明、眼光之独到精湛。有这样的国君，和这样的一些重臣，加上如此之好的社会风气，想让这个国家不发达，哪怎么可能呢！

• 1
• 2
• 下一页
•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