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等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

　　魏文侯精通乐音田子方为何笑话？

　　我们再来看一则魏文侯的故事。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资治通鉴》卷一）

　　魏文侯陪田子方喝酒，旁边有编钟奏着舒缓的乐章。文侯对乐器十分在行，听出了左边钟的音调稍高了一点。田子方笑了。文侯问田子方笑什么？子方告诉文侯说：“我听有见识的先生们说过，当君主的，只要知道谁能充当主管音乐的官员就够了，不必一定要懂得乐章和乐器。现在您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音乐本身的事情上面去了，我只怕您因此忘记了辨识什么样的人才适合作乐官哪！”文侯听了以后，好像醒悟了什么似的，说：“您说的对呀！”

　　田子方（资料图）

　　这段故事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也蕴含了相当的内涵。懂音乐和知道谁懂音乐，这是两回事。如果把目标放在通晓音乐上，那么你自己可以成为音乐家。要是把目标放在了解谁真正懂音乐，就可以选派适当的人去从事音乐、主管音乐的事宜。以国君而论，他作为个人，懂音乐自然可以使自己有所消遣（姑且不论更高的层面），获得相应的轻松或者感性生活的满足。但那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若以他的国君身份而论，他的目标在于治理国家，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他的职业目标。懂不懂音乐，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知道谁懂，委派他主持这项事业就可以了。

　　我想，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肯定有同学会问：“自己不懂音乐，怎么知道谁懂音乐呢？”这个问法看似有道理，实际是个假问题，事实上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懂音乐的人多，但我们不都知道贝多芬、施特劳斯、柴科夫斯基是音乐家吗？我们不都知道盛中国的小提琴《梁山伯与祝英台》拉得最好吗？国君以天下为耳，以天下为目。天下人所知，即是国君所知，何必一切事情都必待自己亲自懂得，而后才能做出判断呢？国君通观全局，主持大政，细小的环节不必一一精通，甚至不要去一一精通。如果追求在细小的环节上处处精通，反倒会妨碍对整体和大局的把握。过去有句话，叫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让你的判断搁浅在具体的细枝末节上，这样会耽误国家大事，而且因为过于细密的参与，还会形成具体部门对自己所负责的事情的干扰，从而使得具体的执行者慢慢懈怠下去。为什么？你不是都懂吗？那你就来直接过问好了，你定好了，我们就执行呗，何必我们再去浪费心思？

　　国君虽然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的行使，也应该有界限。行使权力经常出界的国君，绝对会形成具体执行者的懈怠和偷惰。国君喜欢作诗，就会伤害诗歌艺术；国君喜欢自己弹奏，也会伤害音乐艺术；国君喜欢细枝末节，大臣们就不必兢兢业业了。中国在汉朝初年崇尚黄老哲学，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使得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为国家不插手具体事务，社会经济反倒自己恢复和发展起来了。这是为什么？你不管，他就会自己管；你要管，他就不必再管。就算你真懂音乐，你能真懂绘画吗？还有更多的，尤其是农业，社会治安、民心风俗等等。事必躬亲，绝对不应当成为行政的原则。身在具体行业内的人士，肯定比你更了解实际情况，更能想出有效的办法。这是田子方的高明，魏文侯确实不同凡响，一经点拨，便很快醒悟过来了。

　　但是这段话语中，有个词用错了。就是田子方对魏文侯讲话，不应当以“臣”自称，因为他是魏文侯的老师，应当称“某”才对。如果中国的史书中，皇帝的师傅在对皇帝讲话时都以“某”自称，而不是用“臣”自况，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后来的当政者，也就不敢不可一世了。老师不是臣子，说错了，皇帝也不能治罪。老师就是老师，老师既不能自甘臣妾，皇帝也不能以臣妾待之。这是天理！违天逆理，天将祸之！

　　老师面对君主时自称“臣”，只在一种情况下是合理的，那就是他接受了国君的任命，成了他手下的官员。因为田子方只是魏文侯的师傅，没有成为他所任命的官员，所以，他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面对魏文侯时以“臣”自称。

　　一次，田子方乘车行进在魏国的大街上，魏文侯的太子，就是不久之后的魏武侯，刚好也乘车在众喽啰的簇拥下经过。这位魏武侯深受父亲影响，也打心眼里尊重贤达。见到田子方经过，赶紧把自己的车子停在路边，下车跪伏在路边上，给田子方行礼，让田子方先通过。田子方不给他还礼。魏武侯当时很生气，就对田子方说：“到底是富贵者可以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者可以对人傲慢呢？”那话语的意思非常明显：像我这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对您还这么谦恭，你只不过是个贫贱的读书人，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傲慢无礼！

　　田子方回答说：“只有贫贱者，才可以傲慢地对待别人，富贵者怎么敢于对人傲慢无礼呢！”这话听起来很违背世俗的常识，不仅魏武侯没听懂，跟前的人们谁也没听懂。田子方接着说：“国君要是傲慢地对待他人，就会丢掉自己的国；大夫（大官）要是傲慢的对待别人，就会毁丧自己的家（官位、世族势力之类）。失掉了国的君主，就没有人再把他当君主对待；丢掉了世家势力的大夫，同样没人再像从前一样待敬他。可是那些贫贱的读书君子却不一样，如果他们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国家的行为跟他心中的理想不相合，他们就可以转身而去，连招呼都不用讲。他们到那里，不都还能保住像现在一样的贫贱嘛！”魏武侯听了田子方这样一段话语，幡然了悟，深深地给田子方鞠躬，表达了受到教益的由衷谢忱。（这段故事的原文是：“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田子方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史书上所载他对魏文侯称“臣”的话语，不应该是他说的，而是史官改篡的。这些可恶的史官，循规蹈矩，以为君臣关系最重大，不知师生关系更了得！更不知道师生也好，君臣也罢，其相互关系的要害都在“道”上。离开了“道”，什么关系都不重要。不过史官这一改，至少在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明传递过程中，君臣关系就比师生关系更重要，甚至更首要。老师在皇帝面前的尊严没了，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骄贵”也不见了。权力从此大得没了边际，成了毫无限制的邪魔，在人世间畅行无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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